贸易一体化与世界经济波动的协同性已经受到各国学者的关注。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在全球范围内的快速蔓延,引发学界对经济周期波动研究的重新重视。自1998年Frankel和Rose提出贸易与经济波动协同性这一命题之后,大多数文献研究均基于传统的总贸易数据。而当前,价值链分工已经成为国际分工新的主要形式,价值链贸易相应地成为国际贸易重要形式。以传统贸易统计方法为基础研究贸易与经济波动的协同性就并不客观。因此,本文从全球价值链的视角,以价值链贸易数据对这一命题进行重新的研究。本文在背景叙述、文献综述和现状分析的基础上进行价值链贸易对经济波动协同性进行实证研究。现状分析部分,本文总结了全球价值链贸易的四大特征,包括价值链出口比重总体下降;相对于传统贸易统计,制造业增加值出口较小,服务业出口较大;参与国际贸易的主要国家增加值出口占比均超过55%;一国与区域内国家的增加值出口相对与区域外国家的增加值出口略低。进一步地,对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贸易的事实进行了总结,同样有四大特征:以2005年为分界,中国的价值链贸易依存度先升后降;中国增加值出口占比整体呈下降趋势,2005年之后转而提升;中国对主要贸易伙伴国的制造业出口国内增加值比重增加,服务业出口国内增加值比重减少;价值链参与度总体低于发展中国家,前向参与度低于后向参与度。对价值链贸易影响因素的实证表明平均关税、要素禀赋、对外直接投资是主要影响因素,而与传统贸易不同的是,区域贸易自由化水平影响不大。理论机制上,价值链贸易对经济波动协同性的影响主要有三种效应,包括"捆绑"效应、弹性效应、"长鞭"效应。价值链分工位置与参与角色将影响价值链贸易对经济波动协同性的作用。上下游国家之间的经济波动传导方式不同,并且也存在一定的非对称性。价值链主导者利用价值链贸易,通过技术、金融、对外直接投资、产业结构等渠道,加强价值链贸易伙伴国之间的经济协同。实证部分,本文初步利用增加值贸易数据,分别对价值链贸易对总体经济波动协同性以及分解的经济波动周期项与趋势项的协同性的影响进行分析,并将中国经验与国际规律进行对比。实证结果表明价值链贸易程度越高,经济波动越存在同步变化的趋势。在初步实证基础上,本文从全球价值链分工位置与价值链贸易参与角色入手,研究价值链分工位置与参与角色在经济波动协同性中的作用。价值链分工位置部分,利用世界投入产出表,测算了世界主要经济体的价值链分工位置,并用实证方法检验了价值链分工位置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从全球出口的价值链分工看,中国处于中游位置,美国、日本和英国等发达国家均处于价值链下游,各国出口的价值链情况变化不大,基本保持稳定。法治程度、要素禀赋是影响一国价值链分工位置的因素。价值链分工位置在价值链贸易影响经济波动协同性中的作用的实证结果表明,价值链下游对上游的"长鞭"效应是价值链贸易FR放大效应的主要原因。处于密切联系的价值链分工上下游国家相对地,经济波动协同性受到价值链贸易影响就越直接。全球价值链贸易角色部分,将全球价值链角色按参与方式分为前向参与和后向参与,按参与地位分为主导者和跟随者。结果发现,人均GDP较高的发达国家,前向参与度较高,人均GDP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后向参与度较高。实证结果表明当两国价值链参与角色相同时,其经济波动的协同性较强。但由于价值链贸易主要发生在价值链主导者与追随者之间,而非主导者与主导者或追随者与追随者之间,因此,价值链参与角色不能通过价值链贸易增强经济波动的协同性。一国在价值链中是主导者角色还是追随者角色对其经济波动传导有重要影响。主导国家这一价值链参与角色加强了一国经济波动的对外扩散能力,而削弱了一国受到来自世界其他国家经济波动的影响。最后,基于全文的理论与实证分析,提出三点政策建议:第一,以全球价值链的视角加强自身对抵御他国经济冲击的能力。第二,加快价值链升级,以防范来自上下游环节的价值链解构带来的危机。第三,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布局中国自己的全球价值链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