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公司制企业的发展，股权的日趋集中已成为现代企业最大的特点之一，随着股权集中度的提高，也为现代企业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学者们习惯把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代理问题称为“第一类代理问题”；然而现代企业中控股股东与其他中小股东之间的利益问题，更多被称为“第二类代理问题”。对于上市公司的大股东而言，大多数都拥有着较高比例的股权，可以直接或者间接通过管理层控制企业的财务和经营策略，并以此来为自己获得私有收益提供方便，使得上市公司成为了自己的“提款机”，从而严重侵占了其他中小股东的利益。为了有效地遏制中国上市公司这些反常的再融资行为，中国证监会曾多次调整企业再融资的监管政策来规范我国上市公司的再融资行为，但是效果并不好。本文从我国上市公司股权高度集中的特点出发，从控制权私有收益的视角对我国上市公司股权再融资的怪异现象进行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本文的研究重点包括：第一，对控制权私有收益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首先是对于控制权私有收益的计量。由于控股股东获取控制权私有收益行为的隐蔽性，学者们对其量化都是通过对一些财务指标的研究而取得的，本文从上市公司财务报表附注部分找出与控股股东有关的应收应付款项净额与其期末总资产的比作为对控制权私有收益的计量；其次，从相关学者的研究成果基础之上，以股改后的数据研究我国上市公司控制权私有收益的主要影响因素。研究发现：股权集中度指标（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股权制衡度指标（第2至5股东持股比例）、资产负债率指标（DEBT），公司治理指标（GOV）、和产权性质指标（State）都与控制权私有收益之间存在着负相关关系；两权分离度指标（Sep）、公司规模（SIZE）和公司价值（托宾Q值）均与控制权私有收益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第二，从控制权私有收益视角，来研究上市公司的股权再融资行为。研究发现：控股股东持股比例的不同对上市公司再融资方式的选择影响也不同，随着控股股东持股比例的上升，控制权私有收益与企业选择股权再融资方式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第2至5股东持股比例、企业成长能力指标（Growth）均与上市公司股权再融资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在控股股东相对控股时，企业规模（SIZE）与企业选择股权再融资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率指标（DEBT）与其存在着负相关关系；当控股股东绝对控股时，资产负债率指标（DEBT）与上市公司股权再融资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企业规模（SIZE）与企业选择股权再融资之间存在着显著的负相关关系；独立董事比例指标（GOV）控股股东的产权性质指标（State）回归系数均为负，但是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