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农转非”是针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被完全征地而转为非农业户籍的农民,“农转非”是一个统称,其中包括至少三代人:老一代、中年一代和青年一代,本文集中关注中年一代。他们享受“征地养老”还须待时日,又因为有一定的耕种经历和乡土记忆,习惯可逆性不及青年一代。但是在城镇新生活中作为家庭的中坚,他们必须弃旧换新、转换身份,较之另外两代人,其克服身份焦虑、重构身份认同的迫切性更为突出。本研究旨在用身份认同的理论视角,从社会主体的角度来探究目前“农转非”居民对自我身份的认同程度,并进一步思考其影响因素与身份认同之间的关联。通过对沪郊某集中居住区的“农转非”成员进行参与观察和访谈调查,笔者发现他们基于时空情景的双重变化影响着其身份认同的建构。我国户籍制度经历了漫长的变革历程,附着于城市户口之上的待遇和保障逐。渐被剥离了,由征地带来的“农转工”安置政策也已悄然取消,但是因为制度安排的惯性和社会成员的记忆延时,被“农转非”的农民对新身份仍然有着很高的期望预设。这就促使他们追求“非农就业和市民待遇”,而职业身份和待遇保障的现实情况让他们只得以“不上不下的中间群体”自居,并努力通过各种利益表达和诉求在“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中达成平衡心态。而经过“村落——城镇”的空间转换,他们对城市空间和原城镇居民的体验中,对生活秩序的重构中,显露了市民意识的端倪,却又难以摆脱农民的传统性,双重社会属性的交合造成了他们身份归属感的徘徊。他们最终构筑了自己的群体符号边界:不同于市民和“农民工”的、城市里面的“第二类人”。在社会身份的过渡过程中,他们回答了“我是谁”这一涉及人的安身立命的大问题,从而“了解自己身在何处、能够采取一种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