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科技的发展带动了司法鉴定在刑事诉讼中的运用和扩大,鉴定结论在刑事诉讼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作为一种意见证据,鉴定结论与裁判者做出的事实认定一样都是在一定事实基础之上运用判断力所得出的结论。鉴定结论的危险性与重要性的并存促使人们探寻对鉴定结论的证据资格问题进行规范。证据资格问题关注的是证据在刑事诉讼过程中的准入问题,即刑事证据符合什么样的条件才可以进入刑事诉讼并为法庭所采纳。这一问题在英美法系被概括为“可采性”,而在大陆法系则被概括为“证据能力”。英美法系对专家证言的可采性有一套相当完备的证据规则及其运行程序,大陆法系尽管鉴定结论的证据能力规则较少,但是对法官采纳鉴定结论也有着较为严格的要求。相比之下,我国现行的刑事鉴定结论的可采性存在着诸多的问题,法律上没有纯粹的可采性规则,只有对鉴定结论形式上要求的一些规定,实践中对鉴定结论的采纳也较为混乱。针对我国鉴定结论证据可采性方面存在的问题,综合考虑现代国家司法的发展趋势与我国本土文化和司法实践水平,在立法上确认一些必要的鉴定结论可采性规则,并给法官保留必要的自由裁量空间,建立一套比较完整、系统、权威的鉴定结论可采性规则体系极为必要。我国应当从鉴定结论的必要性、可靠性及传闻证据规则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来构建刑事鉴定结论的可采性规则,并通过建立庭前证据开示制度、强化鉴定人出庭质证制度和设立刑事专家辅助人来对其进行配套建设,以保障刑事鉴定结论可采性规则能够得到切实有效地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