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隋书·经籍志》总集类的著录，世人多持批评态度，认为其没有按严格的标准著录，使总集沦为“杂书”之流。本文试图从另一个角度对《隋志·总集》进行分析，认为在《隋志·总集》中并没有著录标准失当的问题。通过对总集著录作品内容的考察分析，发现六朝总集的著录标准是根据当时文学的发展状况而决定的，后世诸多学者纷纷执今日的总集观念以规《隋志·总集》的著录情况，显然偏离了正确的轨道，犯了以古执今的错误。本文分为五章，兹分述如下:　　第一章《〈隋志·总集〉研究综述》。认为:从诗赋略到集部的发展过程与文学发展的过程是一致的，因此研究目录学对研究文学发展史和文体分类等学科都具有重要意义。集部是文学发展壮大过程中的必然产物，而随着文学体裁题材的不断拓展，总集就顺理成章的出现了，摯虞《文章流别》作为总集之肇始，其编撰原因是“苦览者之劳倦”，方法是“采擿孔翠，芟剪繁芜”，目的是为了文人士子观摩学习之用，并且由于其“流别”的特征，因此在文体分类上也有重要意义，由此可见，六朝时总集编撰的目的和标准是“采擿孔翠，芟剪繁芜”，而非《四库全书》所强调的“网罗放佚”的标准。　　第二章《〈隋志·总集〉著录的个人作品和单篇作品考察》。将《隋志·总集》中有争议的著录条目分为两大类分别进行考察:个人作品和单篇作品，其中，由于个人作品的数量达四十八部之多，又细分为诗文评类、诗赋注释类、议论文类、应用文类和重出类共五个小类。　　古今论者论及《隋志·总集序》时，往往忽略掉其叙录的最后一句话，即“今次其前后，并解释评论，总于此篇”，其实，这正是《隋志》著录的标准之一，第三、四两章分别从“解释”和“评论”两方面论述其著录标准。　　第三章《“解释”:单篇作品被视为总集的原因》。将单篇作品分为有注和无注两类分别论述，认为《隋志·总集》在著录单篇有注作品时，主要突出的是注者的信息，而非原作者的信息，根据这一特征，可判断著录此类单篇有注作品正是因为其“解释”的功能。单篇无注的作品以单行本的形式流布于人世，本身就很说明问题。单篇无注作品以单行本的形式得以流传，表明了社会对它的选择，虽然文本本身没有带上任何解释或批评的文字痕迹，但却包含了社会对它无言的批评和接受。无疑，这也是暗含着一种解释或批评的功能的。　　第四章《评论:个人著作被视为总集的原因》。《隋志·总集》中著录的个人作品也占有相当大的比例，个人文学作品集如《毛伯成诗一卷》等，所集之作品往往都是最能体现该作者风格的某一类集，诗文评类如《文心雕龙》等除了文学批评的作用之外，还对文体辨析有贡献。简言之，收入总集的个人作品集或者从风格上、或者从文体上体现了总集“评论”的标准，流淌着“选”的灵魂和精神。　　第五章《个人作品和单篇作品作为总集的目录学及文学史意义》。从目录学来说，编者在个人作品和单篇作品的著录中深刻地体现了“选”的思想，给了后世历史目录的编撰以极大的启示，这就是目录不应只是一个书目、一个藏书的清单，更重要的，它应该有“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功能，成为一部鲜活的人文历史。从文学史来说，反映当时文学发展的状况和成就，总结当时的文学现象和文学思潮，是当时总集编撰的直接动因，所以一部《隋志·总集》的编撰，实际上就是一部汉魏六朝文学史或批评史的编撰，它生动地向世人展示了汉魏六朝这一时期人们的创作活动和文学思想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