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明清时期朝鲜朝赴京使臣入华行纪——“燕行录”为基本资料,并参照明清和朝鲜朝的其他文献,以朝鲜朝赴京使臣为中心对十八世纪的中朝(韩)文化交流作一实证研究,从中发现,两种不同的文化如何在相互碰撞中求同存异,我们将通过朝鲜朝学者对中国知识分子形象的接受过程,以此来阐名不同文化之间在彼此认同、彼此了解的可能以及明清中朝文化关系的变动轨迹。作为中国的邻邦,朝鲜朝与中国的交流源远流长,而且其内容是全方位的。本文的研究对象,即“燕行录中的中国知识分子形象”就是中国和朝鲜(韩国)文化交流的产物。比较文学形象学(Imagologie)产生于法国,其主要的研究对象是一个国家文学中对异国的描述。比较文学的范畴中的形象被理解为“在文学化但同时也是社会化的过程中得到的对异国的总体认识”。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十八世纪朝鲜(韩国)文学中的知识分子形象。从历史上看,在现代以前中国一直是朝鲜(韩国)的“他者(The Other)”。对于朝鲜(韩国)来讲,中国是国际关系的核心。同时,以儒教为核心的中国文化又是衡量文明程度的尺度。中朝(韩)两国自古以来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就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尤其是文化方面,中国的传统儒家思想及华夷观念深深地影响着朝鲜半岛。《燕行录》是明清时期朝鲜朝使团人员著录的一些在华所见所闻的总称。作为同中国明清两代有着直接和密切关系的系列著作,它们以外来者的独特视角审视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既展现了十八世纪中国经济、文化的极大丰富,同时也影响了朝鲜朝学者们对中国的看法和态度。一些来华的朝鲜朝学者还有意识地与中国学者进行文化交流。在“华尊夷卑”思想禁锢的重重约束之下,朝鲜朝学者在十八世纪初基本上将中国知识分子描述成做买卖、贪婪、胆子小等否定的负面形象。从十八世纪中叶到十八世纪末,以洪大容、朴趾源等为代表的北学派思想家们开始对“华尊夷卑”长时间束缚朝鲜朝人思想观念的传统文化意识进行反思,并积极调整心理定势,挣脱传统文化之桎梏,以渊博学识,开阔视野,重构朝鲜朝民族的文化意识。他们一切从实际出发,积极探索适合朝鲜朝生存与发展的正确道路,并渴望通过学习、借鉴清朝先进文化来改变祖国落后现状。因此,这一时期看到的中国知识分子形象是学识广博,更是具有怀疑批判的学术态度和实事求是精神的进步读书人。历史都存在着正面形象与负面形象交织的情况,他们自然也会看到中国知识分子不少的负面性,但作为北学思想家的洪大容和朴趾源渴望改变本国的落后现实而寻求清朝文化当中适合的因素。在这种功利目的的驱使下,使他不关注负面性,而集中注视中国知识分子的理想面貌,从而不可避免对中国形象做出了理想化的描述。通过对中朝(韩)关系的比较文学形象学描述,我们看到作为18世纪朝鲜(韩国)北学派,洪大容、朴趾源由于其较为进步的思想意识、积极探索的科学实践精神,以及在从中世纪走向近代的过渡期提出的治理社会的崭新理念和先进的哲学思维,深得后人的尊崇。通过阐释融会在“燕行录”中的异国形象和幻象,让人们了解到当时朝鲜(韩国)文人对中国乃至西方文学、文化的认识,进而发现这种认识和看法对社会变革所起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