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九十年代文化的多元化，历史小说创作也出现了多元化走向。唐浩明自1987年创作历史小说《曾国藩》（中篇）到2002年出版历史小说《张之洞》（长篇）的15年正好处在这个时期。但唐浩明的历史小说不同于当时历史小说盛行的私人化和戏说风走向，也不同于同时期作家二月河、凌力等人的民间化和女性主义，而是站在知识分子的精英立场，从中国古典文学中史家特有的实录精神出发，再现历史，重新审视历史，并进行历史文化的现代性反思。他用多元复合的历史观作为指引，坚持还历史以真相，从百年旧档中挖掘出一个真实的曾国藩，为他正名，并从传统儒家文化集大成者的角度分析造成他悲剧命运的思想根源。从器物改革中，发现了张之洞集儒生和改革家于一体的双重身份，并从个人与事业的关系角度重新诠释张之洞；从制度变革的艰难中审视杨度，并从变革时期知识分子的抉择和焦虑的角度重新审视杨度。总之，他力求全面展现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从多个角度进行分析评价，但又最终把他们归入了士人知识分子这个群体之中。在创作上，他坚持历史叙事的多样化，从欲望叙事中挖掘中国封建社会最深层的腐朽和西方殖民者赤裸裸的野心，并用数字、佛寺和妓女将欲望叙事发挥到极致。中西冲突叙事让我们看到了天朝大国在面对西方物质和文化的双重入侵时所特有的愚昧无知和狂妄自大。现代城市叙事尽显了城市化和士人知识分子的农耕情结之间的矛盾纠葛，在士人归隐的抉择中折射当下人们的“怀旧”心理。从间歇叙事中，我们看到了中国最纯碎的诗词曲赋的历史，他是用文化保守之态，力图重新挖掘传统文化中的精华，经世致用。历史的隐喻着手于个人和所处时代的关系，挖掘人物悲剧命运的时代根源。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唐浩明历史小说的落脚点都在：历史文化的现代性反思。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历史都应该被客观评说，它需要我们用理性思辨去全面审视，不以一时一地的得失论英雄，从而对历史和文化进行现代性反思，去重新挖掘人的当代意义和价值，最终对当今社会的发展有所助益。唐浩明开创的历史热潮已经退去，功过是非自当需要有人来评说，当我们走进这位年近古稀的学者，回顾他的编辑生涯、创作经历和人生历程，对他坎坷的遭遇和面对历史的执着追求态度有所体悟时，再站在时代的制高点，纵观中国文学史发展的历程，对他和他的历史小说进行客观评价，才会多一份淡定和从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