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医药产业是国家确定的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中生物产业的最大分支,是当今发展最快,活力最强、科学技术含量最高的领域之一。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生物医药产业的市场需求也越来越大。虽然近些年来中国生物医药产业的收入规模持续扩大,但国内生物医药产业发展进程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且中国的生物医药企业以中小企业为主,在医药创新方面竞争力不足。根据国家竞争力的观点,政府应该制定产业政策保护还处于发展阶段的生物医药产业,中国仅在中央政府和国家部委层面就出台了大量的政策扶持生物医药产业。对这些政策的文本内容进行分析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和现实意义。本研究首先对生物医药产业的相关理论研究进行梳理,为生物医药产业政策量化分析奠定理论基础。通过对国家层面2010年至2018年生物医药产业政策进行收集整理,最终确定了216份有效政策样本。然后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参考罗斯维尔和泽格维尔德对政策工具研究的方法,构建了基于基本政策工具和创新价值链的二维分析框架,并对收集的政策文本具体条款进行编码,纳入到二维分析框架中进行频数统计分析,了解生物医药产业政策工具的使用情况。其次对生物医药产业政策的政策力度和政策措施两方面对政策协同的有效性进行评估,提出了生物医药产业政策力度和政策措施量化评分的标准,并对生物医药产业的政策力度和措施进行评分,运用数学模型对量化后的政策进行实证分析,以此测度政策协同的有效性。研究结果表明:第一,中国生物医药产业政策工具的使用存在结构性失衡,即使用的政策工具主要是环境型和供给型,而需求型政策工具使用不足。而且在各类政策工具所包含的具体政策中,其应用也存在不同程度的结构性失衡。政策工具主要作用于创新价值链的医药研发和医药产业化环境。第二,政策协同并非全部有效,即财政税收措施与金融措施协同、财政税收措施与引导措施协同、财政税收措施与监管保障措施协同、金融措施与引导措施协同、引导措施与引进外商措施协同对生物医药产业绩效都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作用,而行政措施与财政措施协同、行政措施与金融措施协同、行政措施与引导措施协同对生物医药产业绩效具有负向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