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相关的传世文献中,似乎有西汉多金而东汉少金的信息,以致不少研究者认为东汉时期黄金“骤减”。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多以两汉赐金量的差距为依据笼统考察,但黄金数量变化属于动态问题,从开采到使用的过程都会引起数量变化。为了辨明这个争议,该文以黄金数量为研究对象,以开采量和使用量为线索,将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相结合,对先秦两汉黄金的数量变化进行多角度探究。开采量方面从产金地切入,汉以前的产金地包括川滇、楚地、富春江、汝、汉水流域;西汉时期增加了云南大姚、江西鄱阳、新疆南山;东汉时期增加了永昌郡南部的兰沧水、涪水流域及安徽巢湖等地。先秦两汉时期的黄金产地在时间与空间的分布上皆不平衡,时间分布上呈增加趋势,空间分布上南方多于北方。使用量方面按其用途进行分类,流通用金在夏、商和西周时期主要作为青铜器的装饰使用;东周至西汉黄金原料增加,黄金铸币广泛流通,不仅用于进贡、赏赐、惩罚、行贿,还可进行交换并代表一定的价值尺度,具备货币的基本属性。非流通用金以礼仪和丧葬用金为主,祭祀、车舆、冠服、印绶等礼仪制度是礼仪用金的重要渠道。总体使用量中占比最多的是赏赐用金,酎金和丧葬用金次之。东汉时期黄金“骤减”之说难成定论。一方面,同一批黄金循环流转于社会各阶层之间,导致史料中有关西汉黄金记载较多的表面现象。另一方面,东汉时期的黄金并未全部集中于统治阶层,而是多藏匿或流通于民间;盛行的庄园经济使得黄金的贸易功能逐渐减弱,装饰功能和储藏功能逐渐居于主要地位;加之黄金纯度的提高、盗墓活动以及薄葬观念等因素影响,从而导致史料中有关东汉黄金量的记载变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