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疫情时代国际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增加,国际分工格局面临重新洗牌,大国博弈和新冠疫情使得贸易保护主义愈演愈烈,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将是机遇与挑战并存。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当前中国探索制度改革和对外开放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不仅要对接更高水平的国际经贸规则和发展趋势,持续推进我国产业链升级,产业基础高级化,更要着力推进制度型开放,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通过有效的调适和改革,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国际化融入。而生产性服务业作为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经济提质增效的“加速器”,是解决当前制度创新问题的重要突破口。因而在此背景下,本文将开放型制度创新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两个现阶段最为关键的发展目标相结合,基于新地理经济学和产业区位理论,借助2007-2019年285个城市发展的面板数据,构建多期DID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自由贸易试验区能够更好地集成劳务、资金等高端生产要素,并利用空间溢出效应、规模经济效应、知识溢出效应的中介机制作用优化本区域及更大范围内高端要素的资源配置。此外,本文还从城市规模、其他政策影响以及地理区位的角度对该结论进行了异质性分析,通过排除自由贸易试验区的选址本身带有的政策倾向性,进一步验证了研究结论的稳健性。因此,有助于生产性服务业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帮助各地区同时完成保增长调结构等多项目标,破解阻碍“中国制造”升级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悖论”的路径,真正改变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进一步推进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