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业一直是经济学研究的重大理论问题,更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实践问题,与经济持续增长和社会和谐稳定紧密相关。本文选题出发点源于笔者作为一名残疾人历经艰辛的求学和就业之路的亲身感受。十余年来长期在基层从事为残疾人服务的工作实践,使我深知就业对残疾人及其家庭多么重要；它不仅是残疾人实现生存和发展权的根本途径,也涉及人类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与深入思考。国际社会普遍认为,绝大多数残疾人具有劳动能力,只要有适当的评估、训练、安置和扶助,都能从事工作。事实也证明,多数残疾人不仅具有劳动能力,而且其聪明才智也不低于健全人。至今,残疾人就业问题还是一个世界性难题。特殊人力资源的开发应当并且已经引起政府和学界的重视。本文所界定的特殊人力资源,即处于劳动年龄段且具有劳动能力的残疾人口,我国对其开发渊源可追溯至西周时期。新中国成立至今,特殊人力资源开发不仅在法律层面予以保障,还辅之以经济激励和社会政策引导,对特殊人力资源开发起到了积极作用。改革开放后,伴随着中国残疾人事业的跨越式发展,特殊人力资源开发进入了快速推进期。通过政府和社会各界的长期努力,特殊人力资源就业率在稳定的基础上不断取得新进展。特殊人力资源开发呈现出就业分布多元化、就业形式多样化、就业渠道有所拓宽和就业保障总体逐步改善的良好态势。但作为一个世界性难题,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银行2011年发布的《世界残疾报告》显示,在经合组织34个国家中,残疾人就业率(44%)只有非残疾人就业率(75%)的一半多。经济转型前后,我国特殊人力资源也未得到充分开发。1988年中国残联接待、处理的1.7万件来信、来访中约70%是要求解决就业问题。2007年至2012年残疾人就业率连续维持在45%左右。2012年城镇残疾人登记失业率为9.2%,是全国城镇登记失业率4.1%的2倍以上。特殊人力资源开发还存在结构性不平衡、开发空间受到挤压和开发质量相对下降等问题。一直以来,西方发达国家都在不断尝试更有效的特殊人力资源开发模式。在我国经济转型背景下,特殊人力资源的开发将迎来新时代。“十二五”期间,国家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为促进残疾人就业提供了特殊的历史性机遇。放弃特殊人力资源的开发将大幅增加社会福利负担并进而减缓经济发展速度。正如世行报告指出,因种种障碍将残疾人排斥在工作场合以外的代价是昂贵的,估计全世界损失的GDP达1.37万亿美元到1.94万亿美元。从我国的经济、社会和文化背景出发,在既定经济社会资源约束条件下,研究如何使我国庞大的特殊人力资源实现其劳动力价值的最大化,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为此,本文研究内容和结论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1、经济转型背景下特殊人力资源开发现状和变化趋势分析。论文在对特殊人力资源开发文献和相关数据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利用1987年和2006年两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以及2007年以来全国残疾人状况监测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探讨经济转型背景下特殊人力资源开发现状和变化趋势。研究结果表明,总体上经济转型前后特殊人力资源尚未得到充分和有效开发。表现为：虽然就业分布和形式呈现日益多元化趋势,就业渠道有所拓宽,但与社会总体水平相比整体偏低且增长乏力,并存在结构性不平衡、开发空间受到挤压和开发质量相对下降的问题。在我国经济转型背景下,特殊人力资源的开发将迎来新时代。过去30多年我国享受的人口红利正在逐步消退,老年扶养比持续上升和社会负担加重的发展趋势将为特殊人力资源开发提供了新的动力；经济转型、产业结构调整与新技术、新业态的产生为特殊人力资源开发创造了新的空间。2、特殊人力资源与一般人力资源的比较分析。从人口学角度,通过普通与残疾人口的横向与纵向比较,归纳出经济转型前后特殊人力资源与普通人力资源在人口特征上的异同点及其劳动力价值实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通过对特殊人力资源的基本特征和特殊属性的梳理发现：经济转型前后具有劳动能力的特殊人力资源占比基本相同,但绝对数则随残疾人口大幅攀升呈现增长态势。特殊人力资源的劳动能力存在明显的结构性差异,特殊人力资源的开发尤其复杂和艰巨。特殊人力资源的供给质量总体水平依然不高,增量速度远不及普通人口,且两者差距随着文化程度的提高逐步拉大,平均受教育年限依然远低于普通人口。特殊人力资源开发将依然受制于供给质量。特殊人力资源的人口特殊属性是影响其劳动能力的决定性因素,还影响其接受教育、提升人力资源质量的机会,该属性还与家庭收入共同影响其劳动能力恢复的可能性与程度。3、特殊人力资源劳动力价值重塑和供给决策分析。通过笔者问卷调查和深入访谈,应用经济计量模型方法,基于特殊人力资源开发阶段的逻辑主线,对劳动力价值自我重塑途径和重塑障碍进行深入剖析,探索特殊人力资源供给决策形成的微观机理。研究结果表明,残疾虽然对特殊人力资源的劳动能力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但通过对其劳动力价值重塑不仅恢复其劳动能力,甚至可在某些方面形成比较优势。特殊人力资源劳动力价值重塑起点在于面对人生这一重大挫折的态度,途径在于坚持不懈地自我补偿和挖掘,目标在于劳动能力的恢复、提升和市场回归。与普通人力资源投入相比,特殊人力资源劳动力价值重塑成本由康复成本、教育成本和融合成本三部分组成,特殊人力资源劳动力供给决策是就业收入与重塑成本之间的权衡,对特殊人力资源重塑以期达到的劳动力价值恢复、提升和社会融合程度对其劳动力价值实现可能性和程度产生影响。特殊人力资源的康复、教育成本和家庭负担比是影响其供给决策的重要因素。因此,特殊人力资源的劳动力价值重塑还需要外部环境支持。4、特殊人力资源劳动力价值实现和需求决策分析。通过笔者问卷调查和深入访谈,应用经济计量模型方法,重点基于特殊人力资源开发阶段的逻辑主线,对劳动力价值实现产生的吸纳成本和需求影响因素进行深入剖析,试图描绘特殊人力资源需求决策形成的微观机理。研究结果表明,与普通人力资源相比,企业对特殊劳动力的吸纳成本由三部分组成,即除了作为普通劳动力价格的工资以外,还有追加在特殊人力资源身上的自然附着成本和无法预见的风险成本。自然附着成本是无法避免的额外成本,而风险成本则将随着特殊人力资源开发匹配度的提高和社会环境的改善逐步大幅降低。残疾类别对吸纳成本有显著影响。但只要有合适的制度安排和社会环境,大多数特殊人力资源的劳动效率可与普通人力资源相竞争。受教育程度或专业技能才是真正影响市场主体吸纳决策的根本因素之一,但其充分发挥有赖于合适岗位的匹配。影响市场主体对特殊人力资源需求的因素主要有需求规模、开发的匹配度和针对特殊人力资源的特殊政策和社会环境。特殊人力资源需求决策内容主要由是否用工和劳动力价格两部分组成。需求决策最终形成应是扣除政府补贴后的特殊人力资源劳动力价格与放弃特殊人力资源需求的机会成本之间的权衡。而放弃特殊人力资源需求的机会成本则为拒绝用工需缴纳的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因此,积极激发市场主体对特殊人力资源需求的积极性不仅具有经济意义上的,还具有显而易见的社会溢出效应。5、经济转型背景下促进特殊人力资源开发的政策建议。在前文理论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从充分发挥特殊人力资源潜能、提高特殊人力资源市场配置效率和加大社会资本积累三个方面对经济转型背景下特殊人力资源开发有针对性地提出政策建议。本文的创新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研究视角的创新。基于人力资源和劳动力经济学等相关理论,将人口特征与人力资源开发纳入统一研究框架之下。一方面,通过与普通人口的比较研究,分析和总结残疾人口与普通人口发展的共性与个性发展规律,是对人口学研究的有益补充。另一方面,从人力资源角度对残疾人就业的经济学分析也是一种新的尝试。整合视角,无疑是一种创新。2、研究内容的创新。尝试描绘特殊人力资源开发两阶段中的劳动力价值重塑和实现形成的微观机理,并探寻其最大化的有效路径,同时确立特殊人力资源开发的理论支撑和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