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文学理论多将意境与诗、词、画甚至戏曲相联系，而意境与散文的关系往往被忽略。事实上，真正成功的散文作品，同样离不开意境的营造。20世纪中国散文就在传统意境的基础上，创造了一种既灵动、深挚又鲜活、隽永的艺术境界。本文即从五个方面，探讨这一问题。第一，20世纪中国散文的审美具有明显的传统特质。20世纪中国散文是最具民族传承性的文学体式。就名称而言，“散文”是一个十分纯粹的“国产”概念。它决不像郁达夫说的那样，是西学东渐的产物。“散文”二字最早见于南宋罗大经的《鹤林玉露》，经由明清两代的流变，在刘半农的《我之文学改良观》、傅斯年的《怎样做白话文》中，“散文”这个概念，最终得以确立。就散文的演变而言，当20世纪的诗歌、小说、戏曲彻底打破以前的做法，同时期的散文则从内容、到形式，从技法、到审美，都和传统散文血脉相通。而中国的传统文学向来有着明确的审美标准——那就是意境。意境作为中国文艺创作与文艺批评中一个传统的美学范畴，它是一种主客观水乳交融的艺术境界。物我一体、情景兼融的艺术境界，从某种程度上说既是一种人化的物境，又是一种物化的人格。它是作者对客观世界诗意的勾勒，也是读者对文学作品诗意的解读。意境源自作者与读者灵动的内心世界，是心与心进行交流时独特的精神载体。20世纪中国散文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特有的意境体系。第二，20世纪中国散文的发展沉浮，一直未曾偏离过意境这一主线。“五四”以来，以鲁迅为代表的“悲愤”类作家，多关注人与社会的关系，其作品意境偏于“宏壮”；以周作人为代表的“简淡”类作家，多关注人与自身、人与大自然的关系，其作品意境偏于“优美”。“五四”至1949年的中国散文，一直在上述两类意境的分合交织中错综穿行。先看“悲愤”类作家作品。20年代散文作家通过异常惨烈的散文意境，再现了一个时代的血雨腥风；30年代散文意境激荡着铿锵的时代旋律，充溢着昂扬的救亡精神；40年代，抗日战争的胜利、解放战争的爆发，进一步调动了人们的政治热情，散文的个体意识终于淹没在群体意识之中。当悲愤变为歌颂，由鲁迅开创的悲愤一脉散文，正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再看“简淡”类作家作品。在“五四”落潮的彷徨期，周作人首先将“美文”当作自己的精神寄托和理想家园：他把散文由“载道”的框子中解放出来，他倡导的“闲话体”散文含蓄、朦胧，与中国传统意境所体现的审美精神气息相通；林语堂、梁实秋同样认为文学没有阶级性，他们那些言志小品所蕴含的情感与智慧，为20世纪中国散文的意境注入了更强烈的主体意识，融入了更深广的人文关怀；京派作家则远离政治，坚守纯文学阵地，他们吸收古人营造意境的艺术手法，从而让散文拥有了浓郁的诗情……40年代以后，受时代风潮影响，几乎所有的散文作家均向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靠拢。远离政治的散文意境终于和他们的创作者一起，游离了大陆，向港台转移。经过四、五十年代的沉寂，60年代被视为中国散文的“复兴”阶段。一批优秀的作家比如杨朔、秦牧、刘白羽等人，就此迎来了他们散文创作的黄金时代。刘白羽以激情、秦牧以知性，丰富着散文意境，杨朔尤其将40年代以来的“载道”类散文意境，发展到了极致。可是，杨朔在让自己的散文诗情洋溢的同时，也让自己的散文因过分沉溺于诗境，而部分地失去散文的特质。新时期兴起的“大散文”曾让人耳目一新，它同时引发了有关散文文体的诸多争论。但细读其文本，我们却会发现：情感穿透力、文化穿透力、思想穿透力才是“大散文”生命力的源泉。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考察大散文的得失，我们不难发现，大散文的成败，其实与题材无关、与概念无关。有无意境，才是判断其文学性、判断其艺术价值的关键。第三，20世纪中国散文意境拥有鲜明的客体特征。离开了客观的物象，就没有虚实相间、有无相生的艺术境界。叙事作品中的实境，尤其如此。优秀的散文作品往往通过逼真的艺术实象，表现深刻的精神内涵。鲜活饱满的人物形象(人境)、流动变幻的生活情景(事境)、交迭更替的外部环境(物境)，是散文中最为常见的意境类型。它们以浓郁的生活实感和强烈的艺术美感，直接作用于读者的感官和心灵，让读者沉浸其中，回味无穷。第四，20世纪中国散文意境拥有浓厚的主体特征。如果说，情感是散文的驱动力，那么，智慧是散文的头脑和视野。后者只有在前者的促动下，才能转化为散文的骨血。那些情文并茂的散文作品不仅包含了知性与感性，它们还注重从二者的统一当中，生发出特殊的意境。散文意境的感性源自散文的真实与个性。在散文中，人类情感的本质，表现为情感之真、情感之善。正是个体生命的俯仰低昂，正是悲悯沧桑的人间情怀，才使得散文意境在主客观的水乳交融中，获得了纯美的精神向度。散文意境的感性如此，那么，散文意境的知性，又凝铸了现代人怎样的感怀?笔者认为，作为现代散文的基本品质，作为中国文学的审美内核，散文的意境首先会被饱满的时代精神，深深地浸泡。另外，生活中那些平凡而琐屑的人、事、物，往往蕴涵了生命的常理。这些常理也许无关乎时代、无关乎宇宙这些宏大的命题，但正是这种对寻常事、平凡物的深切关注，使得20世纪中国散文拥有了深远的意境、永恒的魅力。最后，现代散文作家善于通过有限的物象，进入无限的时空，从而对整个人生、历史、宇宙获得一种哲理性的感悟。这种带有哲理性的感悟，是散文知性的最高层面。第五，20世纪中国散文意境与诗歌、小说意境的区别。作为一种兼备了多种文体特征的艺术品类，散文与诗歌、小说的意境，同中有异，各领风骚。不同于诗歌意境对韵律美的追求、以及对夸张和想像的借重，散文意境擅长把握内在的情感节奏，它在正常状态中表现着感觉和知觉，它用趋于家常的方式传递着朴素真挚、明朗豁达的平民精神。不同于小说意境对客观再现性、对情节曲折性、对虚构与想像的关注，散文意境擅用空灵的语言进行主观的抒写，它以所谓的“神”来统摄看似零散的细节，它以“淡而有味”的艺术境界建构着纯美的精神空间。20世纪中国散文意境既是诗歌意境与小说意境之间的一种过渡，同时又拥有自己独立的品质。回顾20世纪的散文研究，我们看到，学界关注的焦点基本上集中于散文的本体论、作品论、创作论、鉴赏论，等等。其中人们最感兴趣的，仍是散文的文体。笔者认为，散文研究的核心所在，其实不仅仅是文体问题，它更是一个审美问题。新世纪中国散文的发展走向，亦取决于人们对散文审美特质的认识与把握。在这种情况下，对散文意境的探讨，就显得尤其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