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年来呈现的高投资率是中外学者关注的焦点，而二元经济结构又是中国经济最突出的一大特点，研究任何中国经济问题不能脱离这一特点，因为它是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长期体制性因素和许多经济矛盾的内在根源。因此，研究二元经济结构转型与投资率之间的关系，对于我们真确认识中国的高投资率问题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本文将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入手，探讨二元经济结构转型对我国投资率的影响。在理论研究方面，本文构建了两部门小国模型，以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移到非农业部门作为二元经济结构转型的特征，分别在劳动力不发生转移的情况以及发生劳动力转移的情况下，求解资本以及人均收入的均衡解。结果发现，在劳动力不发生转移的情况下，若非农部门劳动力给定且不变，那么资本存量也将不会发生变化，因此不会产生投资;而在劳动力发生部分转移后，本国利率会在短时间内高于世界利率的水平，资本将会随之调整，达到更高的一个水平，在这过程中产生了投资。同时，农业部门的人均收入将会提高，而非农部门的人均收入在短期内会下降，随着资本的调整，最后非农部门的人均收入将回到调整前的水平。总体而言，二元经济结构转型将会引起投资率的上升。　　 在实证研究方面，本文首先基于1994-2010年中国30个省市构成的省际面板数据建立静态固定效应模型。结果表明:在加入了相对价格、前一期的国民收入以及实际利率三个控制变量的情况下，二元经济转型对投资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相对价格、前一期的国民收入增长率的增加也会导致投资率的上升，而实际利率与投资率负相关，但其系数较小，影响不是很明显。接着，本文将30个省分为东、中、西和东北四大经济区域，分别对四个面板构建长面板模型进行估计。结果与全国省际面板的结论大致相同，其中东北地区的投资需求对二元经济结构转型的敏感度最大，其投资率的增幅也是最大的;而西部地区投资需求对二元经济结构转型的敏感度最小，其投资率的增幅也是除东部以外三个地区中最小的。　　 最后，在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本文认为我国的高投资率是经济社会发展尤其是二元经济转型所带来的正常现象和必然结果，应理性看待投资率“高”的现象，应该通过金融改革实现储蓄向投资高效的转化，提高投资效率，充分发挥投资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