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谈到中国文学时,曾有人做过如此的概括:"白马秋风塞上、杏花春雨江南"而法国19世纪的文学史家丹纳曾在《艺术哲学》一书中,明确地把地理环境与种族、时代并列,认为它们是影响文学的三大因素,显然文学具有地域性.这里的地域除了地理环境等客观的因素外,还应包括当地的人文环境,如社会文化风气、人们受教育的程度等等,这都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五四运动后,新文学从北京、上海向全国扩展,似星星之火一般在各地播下了火种.地处祖国西南腹地的文化中心城市——成都也成了新文化运动的三个重点之一.然而在众多的文学史上,大都是关于新文学在这两个中心城市发展情况的论述,鲜见对其地区情况的描述,这明显不足以概括当时新文化运动在中国开展的全貌.因此,该文以成都第一个文学社团:草堂,以及社团骨干叶伯和的境遇为例来探究新文学在四川盆地的发轫.该文分为上下两篇:上篇梳理草堂文学研究会的发展脉络,它的时代特征与地域特色以及它与同为川人所办刊物《浅草》的不同.下篇,主要考查叶伯和的主要生平事迹以及他在白话新诗方面所作的尝试,《诗歌集》的思想与艺术特色和它在中国白话新诗史上的地位.最后重点探讨当新文学来到四川盆地时,它所面临的生存状态.从《草堂》和叶伯和的境遇中我们可以想到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究竟会对文学社团产生何种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