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际耶稣会士的来华传教,虽不是基督教首次来到中国,也不是最后一次。由于当时中西双方相对坦诚、平等的交往态度,使基督教的第三度来华在中西文明几乎已经要相互遗忘时,再次呈现出异质文化相遇时光芒。耶稣会士为配合在中国传教,采取了“文化适应”政策,他们学习中国文字,说中国话,读中国典籍,还和中国文人合作翻译西方著作,甚至用中文著书立说。皈依天主教的中国教徒也积极为这些著作题写序跋,他们在护教活动中更是不遗余力的撰文为天主教辩护。加之明清间雕版印刷技术早已发展成熟,且官方和民间都有刻书、藏书的风气,这就为后人留下了大量宝贵的关于这场文化相遇的文献资料。如果说耶稣会士著作在其产生年代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传教和护教两方面,那么现在学术界更多关注的则是从这批文献中折射出的代表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反应。这种反应是多方面的,而耶稣会士的宗教背景又使得他们对于当时中国最有影响与地位的佛教的反应成为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基于以上情况,笔者拟从文献学的角度出发,通过对耶稣会士中文重要著作的梳理与探究,重点考察耶稣会士对于其宗教方面主要竞争对手佛教的态度转变历程,以及这一过程中天释之间那场争辩给予我们的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