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永济一生横跨清代、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时代。注重学习儒家经典与诗词歌赋的旧式教育为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培养了其通盘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学术史视野,也建构了他作为中国传统学者的思维模式。在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化剧烈交锋的文化背景下,刘永济形成了保守的文化观,其屈赋研究呈现出固守传统的学术面貌。新中国成立之后,刘永济的屈赋研究在方法和角度上都产生了细微的变化,但其学术路径总体上呈现前后一脉相承的特色。刘永济撰写的《屈赋通笺》《屈赋音注详解》是以传统楚辞学研究屈赋的学术名著。在楚辞学研究方法与研究角度不断发生变化的现当代,与郭沫若、闻一多、游国恩、姜亮夫等诸多深受西方人文社会科学影响的楚辞研究者不同,刘永济始终坚持以中国传统的学术知识谱系来研究屈赋,在荟萃大量材料的基础上,以传统训诂考据为基底进行屈赋文本的校勘考订,在研究方法上与乾嘉学派治学一脉相承;在屈赋研究范畴上依旧以传统的楚辞研究为界,在文本意旨的阐释上又多采用“知人论世”“以意逆志”“义理、辞章、考据相结合”等经典的传统批评理论;其取证的材料上依然是来源于传统的经史子集文献,不涉及文物、外国文献;其屈赋研究中著述语言依然使用文言文。刘永济屈赋研究的格局与路数、方法与视角、体例与范畴几乎都是传统的。在现当代楚辞研究史上,再无人像他一般严格坚守传统的楚辞研究路径。他是传统楚辞学的殿军,也是传统楚辞学的集大成者,其对传统楚辞研究的推进是不容忽视的。他秉持无征不信和求真尚实的治学原则、尚古却不迷古的中正态度,在屈原生平史料考证和屈原辞赋文本阐释上均有创获,推进了传统楚辞学的研究。刘永济是中国现代楚辞学史上唯一的一位固守传统楚辞学研究路径的杰出学者,固守传统既是其特点,也是其局限。刘永济分析屈赋仍然采用传统的点评,尽管阐幽发微,充满卓识,但与郭沫若、游国恩、姜亮夫等相较,则缺乏体系性的建构,大多是零散的、片断的论述。至若其断定《橘颂》为“淮南小山之徒”所作、《九辩》为屈原所作、《招魂》非屈宋所作、《大招》为汉人所作,虽有一定的根据,但证据并不充分,亦不为学界广泛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