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诗言志”对诗歌书写内容,以及其社会功能都有要求,一旦违背就会被斥为坏诗甚至非诗；在“诗言志”主流之外有：钟嵘依据“有滋味”对齐梁诗坛尤其是沈约等人做反驳,他反对“声病”和“用典”,将这两者视为破坏“滋味”的非诗因素；司空图提出“味外之味”、“韵外之韵”说以反驳儒学下的诗歌工具论,其实是转向佛教寻求诗歌真理的表现；严羽反对苏、黄等人倡导的“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此前韩愈提出“以文为诗”是这一诗歌观念的源流。笔者认为无论“声病”、“用典”、“以文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它们最后都过度为诗,这其中的共性就在语言的秘密中。新诗出现以来诗与非诗之争主要体现为新诗初期的“新旧之争”与诗歌功能之争；“朦胧诗”之争；“后朦胧诗”之争,在这三个阶段主要的非诗因素分别为：自由的形式、白话的语言形态,书写内容与方式的个人化,以及口语化。这些非诗因素大致都属于内容范畴,不是绝对的诗与非诗的界限,它们过度为诗的原因主要在于对现代汉语诗性的挖掘。诗与非诗的界限有两个范畴,在最理想的情境下,诗歌语言完全处于本真的语言状态,而非考虑何种语言形态是诗的语言；诗与非诗的界限问题大致指一首诗歌最后呈现的符号自指程度,即能指优势的程度,体现为诗性与实用性之间的比例问题。真正与诗对立的非诗因素应指能指优势对立面的因素：无效的诗律形式,完全日常化、无指涉功能的语言,它们不是特定的具体的形态,诗与非诗本身就处于一种流动状态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