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文艺丛刊》是40年代末转折时期不可忽视的左翼文学刊物。它对40年代末左翼文坛内部的统一与整肃，对40年代末文学格局的“一体化”转型，以及当代文学的建设都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首先，《丛刊》的创刊与40年代末左翼文化力量的生存境遇和战略部署紧密相关。它由香港文委直接领导，由文委副书记邵荃麟等负责编辑出版，是内战时期左翼文艺力量南迁香港的机关刊物。随着1948年国共两党内战局势的逐渐明朗，即将占领全国、建立新政权的中共利用《丛刊》展开了对左翼文艺力量内部的整肃与统一。《丛刊》以毛泽东创设的“党文化观”为基础，以延安文艺为楷模，以《讲话》为文艺标准，在国统区的左翼文艺内部展开了自我检讨，并对以胡风、萧军为代表的左翼阵营内部的“异端声音”进行了猛烈批判。除此之外，《丛刊》还以香港为中心，在左翼文坛内部倡导了方言文学运动，以期在实践中履行《讲话》所倡导的“文艺大众化”主张。在围绕《丛刊》展开的这场左翼内部的文艺运动中，《丛刊》展现出强势的、不由分说的权利力量，将作为地域性的延安文艺经验在解放区之外的地方进行强制性地扩散与灌输，成功地将以《讲话》为核心的毛泽东文艺观念扭转为左翼文坛内部统一的价值标准。　　其次，《丛刊》还在40年代末文学格局“一体化”的进程中贡献了不可忽视的力量。40年代末，左翼文艺力量开始对左翼之外的其他文艺力量进行甄别与命名，批判与收编，试图建立起以解放区文艺为主导的左翼文艺“一统天下”的局面。在此过程中，他们通过《丛刊》“斥反动文艺”，对以沈从文、朱光潜、萧乾为代表的反动文人发起批判，将他们贴上“地主阶级弄臣”“国民党御用文人”“双重反动派”的标签清扫出文坛。同时他们也通过《丛刊》“造进步典范”，敏锐地捕捉到战后一部分中间派文人在思想上的细微变化，并根据其言论和作品做最大限度的政治发挥，及时地对他们作出肯定性评价，塑造出“一步步走向”左翼阵营的进步作家典范。《丛刊》对冯至的肯定，以及对朱自清的悼念便是最好的证明。除此之外，《丛刊》还通过登载和重释解放区作品，引介外国文艺经验，尤其是苏联经验，运用“我们”的强势话语，树立起了解放区文艺在全国范围内的权威，由此推动了文坛“一体化”格局的形成。　　第三，《丛刊》对“当代文学”的初步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丛刊》为以解放区文学为主导的“当代文学”提供了一种合法性叙述。《丛刊》对“五四”进行重释，从而将解放区文学放置到“五四”以来的文学革命的路径之中，使其作为“五四”文学的批判者和继承者而被予以充分的合法性，顺利地过渡为共和国的文学标准。同时《丛刊》对作为“五四”旗手的鲁迅进行改造，宣扬其革命性，消解其批判性，塑造出一个逐渐“左转”，不断自我改造，“走向人民”的鲁迅形象，为知识分子的自我改造提供了典范，为解放区文艺走向“当代文学”的制统性地位提供了合法性佐证。《丛刊》还为当代文学的制度建构与文学批评范式提供了一套“知识系统”和“话语方式”。它为第一次文代会提供了一套具体的“主次关系”“历史叙述”与“制度知识”，从而使得第一次文代会顺利地建构起当代文学的制度形态。同时，它还以毛泽东文艺观为指导，创造出一套以政治批判为首位，以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为核心，拥有独特思维方式、话语方式、言说逻辑的文学批评范式，并被当代文学所征用。另外，《丛刊》还影响了当代文学的文艺队伍建设。《丛刊》知识分子通过《丛刊》的编撰工作完成了对共和国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提前演练，掌握了一系列话语方式与批判逻辑，他们在共和国担任着文艺部门的要职，形塑和把握着当代文学的发展路径。与此同时，《丛刊》发起的知识分子改造，在共和国成立之后继续延续，甚至扩大，在强制性地将文艺队伍形塑为“伟大机器”的“齿轮”“螺丝钉”的同时，也给共和国的知识分子造成了难以弥合的精神裂隙。这种裂隙产生的撕裂感与疼痛感成为当代知识分子普遍的精神之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