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中土唐、宋相始终的云南地方政权南诏、大理国,历经500余年(738年—1253年)。因其佛化程度深厚,一直享有“佛之齐鲁”、“妙香古国”、“佛国”的盛誉,观音信仰作为云南佛教的重要表征之一,占有非常显著的位置。本文以南诏大理的观音造像作为考察云南佛教艺术的重要标本,探究观音造像及其相关佛教造像艺术的流衍、发展脉路,继而探讨其流变缘由与蕴涵的文化信息。南诏大理虽处于中国西南边陲,但位于“亚洲文化的十字路口”,具有得天独厚而又四通八达的地缘优势,其佛教艺术与中原、印度、西藏、四川、东南亚等地区关联紧密、错综交融。鉴于此,本文的论述始于云南本土的“建国梵僧”(观世音所显化)造像,聚焦云南剑川作为重点考察区域,考察梵僧造像的流布特点及其在王室与村社间的不同演变际遇;“阿嵯耶观音”,堪称云南佛教艺术的重要标志,其造像特色、样式来源、与及其流行缘由、南诏王室的推崇等都是饶有兴趣的问题。如果讨论置于东南亚观音佛王信仰传统这个大的文化板块之中,则阿嵯耶观音与东南亚的深厕渊源讨论就有了一个粘结的重要接口同时,在东南亚观音佛王信仰的视角下,重新审视阿嵯耶观音造像。提出内道场崇圣寺的“易长观音像”、依照大理写经的灌顶仪轨、石钟山石窟的王者造像等即是南诏大理观音佛王信仰的证明与构成要件;南诏与大理国的宗教信仰有一个承继与认同关系,这种关系里中原的示范效应和影响不可忽视。在宋朝“收内虚外”大政冷遇下,毗邻的西蜀成为与大理国联通的主要渠道,所以以成都大圣慈寺壁画的影响为线索,关注在大理国屡屡示好于宋的和平环境中,云南观音造像所体现出来的鲜明汉系特征。大理国权相高氏一门在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亦是本文的论述重心。南诏大理的佛教艺术研究资料零散、文献缺失,所以比较完整地反映其造像面貌的《南诏图传》、《张胜温画梵像卷》和剑川石钟山石窟造像等就显得尤为重要。在前述论证的基础上,三者之间进行的相互印证则贯穿了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