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合这个概念曾应用于多个学科，如今又成为翻译研究的理论之一。杂合体一般指两个具有不同特质的事物相互杂交而形成的一种具有新的特质的事物。这种事物既继承了原有事物双方的一些特点，又有自己新的特点。在翻译研究领域，杂合通常用来描述译文本身既包含原语语言、文化、文学成分,又包含译语语言、文化、文学成分的这一特点。译文的杂合性使译文不同于目的语文化中的原创文本，形成一种独特的文本类型。从翻译方法来看，杂合的译本是同时使用归化和异化这两种方法的结果。本文运用杂合化理论研究《诗经》英译本中的杂合化现象。论文选取《诗经》两个全译本：理雅阁1871年译本和汪榕培收录在中华大文库的译本。为了对《诗经》英译本中的杂合化现象做深入的研究，本文采用案例法和对比分析法，揭示其英译本中杂合化的表征、原因和功能。首先，本文从语言、文化、文学三个层面对比分析了两个译本的杂合化的表征，在语言方面，通过词汇和句法层面的分析，作者发现，与汪榕培的译本相比，理雅阁译本在一些汉语习语方面较多的保留汉语的固有说法，甚至直接音译诗的题目。而对于人名、地名，为了使外国读者了解汉语当中独特的命名方式,两个译本都采用音译的手法。在句法层面，理雅阁较多的保留了汉语的句法特征，违反了英语的语法规则，如：缺少主语、宾语、连接词以及状语结构前置等。而汪榕培译本的句子通顺流畅，符合英语句法规则和表达习惯。在文化方面，本文着重分析了两译本在生态文化、物质文化、宗教文化、社会文化方面的表现的不同程度的杂合。对比发现，理雅阁较多运用异化翻译策略，很好地保留了原文本的异质性文化因素，但在宗教文化方面，由于其传教士的身份，以及企图在《诗经》中寻找基督教存在于中国早期社会的宗教目的，将诗经中出现“帝”“上帝”的地方均翻译为“God”。汪榕培在处理文化因素时则较多采用归化策略，较好地保证了译文的可读性。在文学方面，本文认为两个译本都保留了“兴”这种中国特有的文学手法，但理雅阁的散文体译文未能很好的传达“兴”这种诗歌特有的表现形式。汪榕培的韵体译文则充分再现了“兴”的表现形式及其艺术效果。总的说来，两个译本都是杂合的，理雅阁以异化为主的翻译策略在杂合度方面要高于汪榕培以归化为主的翻译策略。对于造成理雅阁译本和汪榕培译本不同杂合度的原因，本文从译者因素、读者因素和翻译理论因素进行详尽的分析。在译者因素方面，理雅阁是一名传教士和严谨的汉学家，他为了系统深入的研究中国文化和传播基督教，在翻译中采用了绝对忠实于原文的异化翻译策略。汪榕培为了传播中国文化，让中国典籍被世界上更多的人所了解和接受，采用了相对归化的翻译策略。尽管他们的翻译策略有别，两个译文中都有明显的杂合现象，从而更好的传递原文中的异质性成分。在读者因素方面，两译本面对的对象不同，理雅阁的译本主要面对的是西方传教士、汉学研究人员、中国事务研究人员、中国事务管理人员以及与中国打交道的西方商人，而汪榕培的译本主要面向渴望了解《诗经》以及中国文化的西方读者。在翻译理论因素方面，理雅阁的译本受到维多利亚时代严谨与刻板风格的影响，追求译文的绝对忠实。汪榕培译本受其“传神达意”翻译标准的影响，强调以原作艺术意境为准绳，注重对意象深层含义的把握以及对原作精神的总体审度。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了这两个译本不同的杂合度。但两译本都对《诗经》原著、英语及其文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通过对比分析，笔者发现杂合化是翻译中的一种普遍现象，它不仅存在于小说和政治文本翻译中，也存在于诗歌翻译中。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不可避免的将源语语言、文化、文学的异质性因素与译语文化杂合。杂合的译本不但可以被译语读者所接受，且译本当中出现的异质性因素随着人们的沿用可以吸收转化为译语自己的语言，因此杂合化对译语和源语来说都是有益的。杂合度的高低反映的是源语中的异质性成分在译语中的多少。杂合度高的译本适合学术性读者研究、阅读，杂合度低的译本则适合普通读者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