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以《四库全书总目》子部之儒家类为研究对象,从文献目录学与学术思想史的研究视角,通过文献学、比较分析等研究方法,展现《总目》儒家类著作收录、编排的整体情况,儒家类与经、史、子、集四部之间的关系,以及儒家类提要在学术思想史研究方面的价值与意义。在《总目》儒家类文献研究方面,《总目》儒家类前理学时期著作的收录以重古书、重古注、重儒学风气之转变为特点,理学时期著作的收录以“尊程朱、抑陆王”为特点。儒家类四百余部著作的编排大都“以时代先后排序”,这是“编排正例”,对于“注解”类著作,采取“以原书作者为主,以注解者为辅”来确定时代;对于“编辑”类著作,以“是否自为著述”确定著作归属,属于“自为著述”者按编辑者时代著录,不属于“自为著述”者按原材料作者时代著录。此外,其“编排变例”有三种情况:“帝王御撰、敕修”类著作统一列于各朝代著作之前,“涉伪”类著作按原题作者时代编排,“不著编撰者名氏”类著作统一列于各朝代著作之末。“儒家类”是目录分类上极为稳定的一个概念,但其所收著作类型历代却有增减,这与目录学家观念的改变以及相关的著作地位的变化有关。“儒家文献”则是从学术、思想角度对文献进行分类的一个概念,有广义、狭义之分,从广义儒家文献角度来看,《四库全书》具有“儒藏”性质,可以承担“儒藏”职能。儒家文献的概念远远大于目录分类上的儒家类。在《总目》儒家类与四部关系研究方面,儒家类与经部关系最为密切,经部著作都属于儒家文献。六经是经部最为核心的部分,孔子通过对“六艺”的儒家化建立起儒家的思想理论体系,孔子之后的儒家学者尊“六艺”为“六经”,使“六艺”经典化,成为儒家经典,并进而成为国家的经典。《孝经》、《四书》是集中体现儒家思想的著作,《孝经》、《论语》本是儒家传记,而非“经”,它们经典地位是在汉代以后逐步确立的;《四书》之《大学》、《中庸》本是《礼记》之单篇儒家传记,《孟子》在宋以前一直作为子书列于子部儒家类,后经宋朱熹撰写《四书章句集注》而与《论语》并列,并进而之同列经部。“小学”之教学内容为“礼、乐、射、御、书、数”之“六艺”,故刘歆《七略·六艺略》中列“小学类”,其中仅收录“六书”著作,给人一种“小学=六书”的错觉。后世虽有目录著作将与幼童教育相关的“幼仪”、“笔法”、“蒙求”、“记诵”类著作列入小学类中,但《总目》则将其全部排除在小学类之外,其中有关幼童德行启蒙教育的“幼仪”类著作(如朱熹《小学》等书)即被改列于子部儒家类之中。儒家类与史部关系也极为密切,正史类著作基本都是按照儒家思想(如《春秋》以道名分)来进行编纂的,《总目》对史部进行的以正史为纲、其他类别为目的“纲目结构”安排,体现出整个史部就是一部“大正史”,儒家与整个史部都紧密相关。史部其他类目之中以传记类著作与儒家关系最为密切,传记类中儒家人物传记、儒家学派传记等对儒家人物、学派的记载,基本上与经部、子部儒家类著作对儒家理论主张的阐发,构成了儒家“行”、“言”的两个层面。儒家类与子部的关系主要体现为儒家对其他各家的统领关系,历代目录著作的子部都是以儒家类居首的,这是目录著作“尊儒”的体现,与四部分类法以经部居首体现的“尊经”相同。子部其他类目之中以杂家类与儒家关系最为密切,兴起于秦汉时期的杂家与当时的谋臣、门客关系密切,“杂家出于议官”之说值得肯定,杂家作为诸子之一家,可成一家之言,其宗旨并非固定不变,而是因时制宜。或者说,杂家更多地属于方法论意义上的诸子,而非学说理论意义上的诸子。秦、汉以降,儒家学说在方法论方面经历了“杂家化”。儒家的“杂家化”就是立足于儒家思想,并兼容其他各家思想进行综合性创新,进而产生一种适应新的历史时期需要的儒家思想。这其中包括兼容其他诸子之学而形成的政治儒学和兼容佛、道二教思想而形成的心性儒学两个方面。儒家类与集部著作在某种程度上有一种名、实关系,《荀子》、《新语》、《新书》等儒家著作从形式上来看也有“集”的性质,而《木钟集》、《一庵遗集》等以“集”命名的著作又被列于儒家类中。集部类目之中以别集类与儒家关系最为密切,除佛、道教学者的别集之外的别集都可笼统称为“儒家别集”,按它们与儒家关系的远近大致可分为大儒别集、儒臣别集、文儒别集三个层次。在《总目》儒家类与儒学史、学术史关系研究方面,《总目》将儒家类著作分为前理学时期、理学时期两个阶段的著录方式具有对儒学进行分期的性质,但这种以“理学”视角来审视儒学发展的儒学“两期说”,并不能很好地展现前理学时期的儒学发展状况,也对宋明时期心学发展多有忽视。这与目录学“辨章学术”的局限有关,再加上理学“道统说”对《总目》编纂思想的影响,儒家类构建儒学分期的努力终归失败。自满族入关之后,清廷重倡程朱理学,对于清初政局稳定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但程朱理学在思想(如“夷夏之辨”)、形式(如“聚徒讲学”)上又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不稳定因素,这使得《总目》儒家类以“尊程朱”为主的评价标准,与《总目》整体上“重考据”的宗旨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紧张。清廷通过编修《四库全书》以营造浓厚的考据学风气,正是为了消除程朱理学的一些弊端,以达到在政治上打压朋党,并进而限制言论自由的目的。可以说,在乾隆中后期的汉宋之争,其表面上虽然是考据与义理之争,但其实质却是政治对学术的侵蚀,皇权对儒家学者的驯服的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