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883年发表《“夸大狂”病例》伊始,对病态精神人格的关注一直是契诃夫“精神病理学小说”系列的题中之意。整体而言,契诃夫小说中的“疯癫”形象大多具有精确的病理学特性,这主要得益于贯穿其一生的对自然科学的关注和医学实践活动。在对精神疾病的早期书写中,契诃夫主要借助生理学、遗传学、精神病学等学科知识,对精神疾病进行图解式的研究,关注人物气质类型与精神疾病之间的关系,病态心理或精神错乱往往是作为凸显人物性格及悲剧命运的一种刺激性因素,并未获得更为深入的探讨。这一现象在1886年左右发生了转变。尤其是在1890年萨哈林岛之行(4月-10月)后,在对精神疾病展开病理学分析的同时,契诃夫开始了对造成个人精神疾病的伦理、政治、社会等不同因素的批判性思考。从主体存在的立场出发,契诃夫将精神错乱的发生背景设定在具体的家庭、社会氛围中,在延续发展早期客观叙事的创作准则之外,逐渐获得了一定的社会倾向性。由此,我们发现,在中后期的精神疾病书写中,契诃夫既注重其病理性刻画,也深化了其社会致病性指涉,从而凸显了当代精神疾病的不可治愈性。这类小说中,医生或家庭所寻求的病理治疗往往成为疯人观察、对话、批判的对象,医生、家庭、社会以及疯人无不成为契诃夫审视的对象。本文主要以契诃夫的疯癫书写主要研究对象,通过文本细读的方法,以《精神错乱》(1888)、《第六病室》(1892)和《黑修士》(1894)为主要文本,从契诃夫对疯癫的病理学与社会性书写切入,追溯契诃夫精神疾病书写的流变,探究契诃夫对当代精神医学的态度,以及对政府统治、社会道德和人的精神状态的批判与反思。在此基础上,透视契诃夫如何将病理学知识与人道主义关怀相糅合,将当代社会通行的思潮、争论等化入小说,通过疯人之口揭示社会生活中的非理性因素,实现对庸俗生活的解构与启蒙式观照。正是通过对疯癫这一精神疾病的书写,契诃夫对19世纪中后期人的价值、命运及生存境况展开了全面的探讨,继承了俄罗斯疯癫书写传统的同时,深化了其科学意涵,拓展了其社会畸变性指归,成为陀思妥耶夫斯基、迦尔洵以降,倾力关注社会精神现状的现实主义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