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是渔业大国,水产品产量居世界首位,捕捞渔业是我国渔业的重要构成部分。我国海域辽阔,湖泊河流众多,湖泊捕捞渔业历史悠久,虽然占据我国捕捞渔业的比重较小,但仍是捕捞渔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太湖为我国五大淡水湖之一,渔业资源丰富,捕捞历史悠久,但也面临着过度捕捞,环境污染,水质恶化的问题。目前,我国采用的是以投入控制为主的渔业资源管理制度,现行的禁渔期与禁渔区制度、捕捞许可证制度、自然保护区制度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太湖渔业发展面临的问题。以捕捞配额制度为主的产出控制管理制度是当前被较多渔业发达国家与国际组织采用的渔业资源管理制度,ITQ制度与CQ制度是配额制度实施两种主要形式。通过分析捕捞配额制度的研究现状,发现由于我国尚未全面实施捕捞配额制度,大多学者从制度设计、法律、产权等角度定性分析该制度在我国实施的可行性,而国外学者大多根据不同国家的实施情况,定量分析捕捞配额制度的经济效率与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相比较之下,我国对捕捞配额制度的研究与国外学者仍存在差距。太湖是发展捕捞渔业较早的地区,捕捞作业是太湖渔民的重要收入来源,渔业资源的合理利用是保障渔民收入,提高当地经济效益的必要前提。太湖渔业资源衰退,生物多样性减少,鱼种趋于小型化单一化等现象阻碍了太湖渔业的发展。太湖渔民主要为世居的专业渔民,年龄普遍偏高且受教育程度普遍偏度,渔民的主要作业方式为拖、围、刺、敷、钓和簖6类,主要渔获物为鲚鱼、银鱼、鲢鱼、鲤鱼、鲫鱼等。太湖捕捞渔业年产量保持较低增长率,年产值保持一定比例增长,但捕捞总产量远超过学者预估的太湖最大可持续产量。太湖是较早实施禁渔期与禁渔区制度、捕捞许可证制度、自然保护区制度的湖泊,现有渔业管理办法构成了太湖完备的管理制度体系。对太湖专业渔村进行实地调研,根据调查问卷,汇总分析太湖渔业生产经营的实际情况。选定太湖主要渔船(渔具)拖网为例,采用生产成本与经济效益分析、敏感性分析的方法研究太湖拖网渔业的生产经营现状。研究发现,太湖拖网渔业中存在以下三个问题:(1)渔船实际捕捞时间过长,远超过规定时间,禁渔期制度并未达到最佳效果;(2)单位功率的经济收益随着渔船总功率的增加而下降,渔船过度投资问题明显;(3)冰和燃油费成本项是影响拖网渔船利润的首要成本项,但现行的燃油补贴政策倾斜于大功率渔船,激励了渔民投资渔船,增加捕捞强度,加大了渔业资源的利用压力。由此可见,现行的太湖渔业管理制度下拖网渔业可持续发展面临许多威胁,研究产出控制管理制度在太湖实施的可行性是必要的。采用静态博弈模型分析捕捞配额制度在太湖实施的可行性,利用渔民与政府的两方博弈模型分析IQ制度在太湖实施的可行性。研究发现,政府的监管成本、政府的监管力度、渔民违法的处罚力度是影响渔民与政府参与IQ制度的主要因素。从渔民角度考虑,降低政府监管成本、提高政府执法监督力度、提高渔民违法捕捞的处罚力度可以促使渔民积极参与IQ制度。现实中IQ制度由政府直接监管渔民看似减少了中间环节,可是政府的监管成本较大且难降低。从政府角度考虑,高额的处罚力度与较高的监督力度导致政府松懈监管,消极参与IQ制度,现实中无法避免政府为节省监督成本,设定高额罚款,松懈管理的现象。故而太湖实施IQ制度的可行性较低。采用渔民、政府和社区三方博弈的模型分析CQ制度在太湖实施的可行性。研究结果表明,渔民参与CQ制度的积极性受以下五类因素影响(1)政府与社区执法监督成本;(2)渔民违法捕捞的惩罚力度;(3)违法捕捞的收益;(4)违法捕捞对政府与社区造成的损失;(5)政府与社区的执法监督力度。政府和社区参与CQ制度的积极性受渔民违法捕捞的惩罚力度、政府与社区的执法监督力度影响,当政府与社区行动一致时会弱化违法捕捞的惩罚力度对两者参与CQ制度积极性的影响力。最后研究得出,太湖实施CQ制度的可行性较大。太湖已有的“社会资本”大大降低了社区监管渔民的成本,激励渔民积极参与CQ制度,同时政府的监管成本也相应降低。政府与社区行动一致时,弱化了渔民违法惩罚力度对政府与社区参与CQ制度积极性的影响力,避免了政府为节省监管成本,设定高额罚款而松懈管理的行为。对策建议(1)降低政府与社区监管成本,提高CQ制度的实施效率;(2)提高政府与社区监督力度,控制违法捕捞处罚力度;(3)增加对环境保护与资源养护的投入,设立对社区的惩罚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