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外贸易在全球对外贸易中占有很大的比重，美国对外贸易对世界经济的发展有重要影响，而美国的对外贸易法则是规范和促进美国对外贸易的重要手段，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世界贸易的发展和贸易体制的形成。本文以美国对外贸易法为研究对象，从政治和经济的双重角度对美国对外贸易的形成和发展进行分析。全文除导论和结论部分外，共分5章。本文在导论部分提出问题并剖析选题意义，确定了研究范围、内容和研究方法，对现有研究文献进行回顾，提出了国内外研究存在的不足及本文创新之处和研究展望。第1章至第5章为论文的正文，大致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自美国独立至今各个时期重要对外贸易立法演进的政治经济背景及成因进行历史分析，包括本文的第1章。受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变化的影响，美国对外贸易法也在不断发展变化以与之相适应。本章以时间为线索，将美国对外贸易法律历史演变进程划分为从美国独立至20世纪30年代初的“贸易保护”阶段、20世纪30年代初至20世纪70年代初的“倡导贸易自由化”阶段和20世纪70年代初至今的“公平贸易”阶段。“贸易保护”阶段的重要对外贸易立法包括《航海条例》、《禁运法案》、《1816年关税法》、《麦金利税则》、《丁利税则》、《安德伍德税则》、《1916年反倾销法》及《1930年关税法》；“倡导贸易自由化”阶段的重要对外贸易立法包括《1934年互惠贸易协定法》及《1962年贸易扩展法》；“公平贸易”阶段的重要对外贸易立法包括《1974年贸易法》、《1988年综合贸易与竞争法》、《2002贸易促进授权法案》及《伯德修正案》。本章以每个阶段中重要的对外贸易立法为研究对象，重点考察其形成的国内、国际政治经济背景与原因，得出结论为，每一时期的重要对外贸易立法均是当时政治、经济环境的必然选择，代表着当时政治经济情况与目标，充分反映了历史政治经济背景的变化内容。第二部分是对当代美国对外贸易法的重要内容进行现实分析，包括对具有承前启后作用、作为现行美国对外贸易法基础的《1934年互惠贸易协定法》在实施时面临的政治经济环境变化及其相应调整的分析、典型出口贸易立法《1974年贸易法》第301-310节及典型进口贸易立法《伯德修正案》的政治经济本质及其追求和实现的政治经济效果的分析，以及美国对外贸易法受当前政治经济形势的影响所呈现的发展趋势分析，包括第2、3、4章的内容。《1934年互惠贸易协定法》在美国对外贸易法发展过程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是一个承前启后的转折点，也是当代美国对外贸易法的基石，其所建立的1934年体制在美国对外贸易法律体系中沿用至今。在1934年之前，国会享有完全的对外贸易立法权，但由于各利益集团给予国会的压力过大，国会创造了1934年体制，将总统纳入贸易立法体系中，在转嫁压力的同时又间接控制着贸易立法权。1934年之后，互惠贸易协定成为美国对外贸易法的重要表现形式。而1934年贸易法所创立的原则，如最惠国待遇原则，被多边贸易体制所采纳并沿用至今。其所建立的贸易代表机构，现今仍是确立和执行美国对外贸易政策的重要机构。第2章以《1934年互惠贸易协定法》及其建立的1934年体制为研究对象，重点考察了其与保护主义抗衡的体制建成后，所面临的美国“衰落”、新竞争对手出现、GATT削弱、滞胀、美元“错配”、经济三极化及冷战结束等国外政治经济环境变化和国会自我保护能力下降、政府处境困难及贸易持续繁荣等国内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及对1934年体制产生的影响，并指出该法及该体制根据上述变化所作的相应调整。本章最后对1934年体制进行了评价，指出其优缺点及矛盾所在。出口相关立法以《1974年贸易法》第301-310节为例，该部分内容构成美国著名的“301条款制度”，是美国贸易立法基础从“自由”转向“公平”的重要标志和代表，是美国对外出口的威慑机制，且引发WTO成员强烈不满，将之起诉。第3章对其基本内容及相关案情进行回顾后，剖析其违反多边贸易规则、是一种威胁甚至报复制度、是旨在扩大出口的进攻性制度以及是争端解决条款等本质，并揭示其所代表的美国长久以来在政治、经济方面采用的单边主义行为方式。进口相关立法以《伯德修正案》为例，由于美国明知该法案自始便具有“违法性”，而美国却不顾其必将失败的结局使之生效，且不惜招致其他贸易伙伴进行多边诉讼甚至报复也负隅顽抗，更是引起国内外对该法案的关注与研究。第3章在回顾该法案内容及相关案情后，剖析其滥用反倾销措施、构筑保护主义壁垒的本质，揭示了其实施所引发的鼓励国内更多的反倾销／反补贴申诉或支持、鼓励国内没有效率的生产、对外国企业贻害无穷、增加交易成本、招致贸易伙伴报复、削弱磋商解决争议的动力、成功帮助布什政府缓解国内压力等政治经济效果。对外贸易法本身就是以对外关系为规范对象，必然受到外部环境中的政治经济因素的影响，而另一方面，对外贸易法由本国制定，考虑到国家、个人、政党或利益集团的利益，也会受到国内各种因素的制约。根据前文分析的结果及近期政治经济因素的变化，第4章提出了美国对外贸易法发展趋势，包括：劳动标准和环境保护再度升温；将安全问题并入进口贸易立法；反倾销、反规避、反吸收多管齐下；反补贴适用条件可能放宽；出口管制的裂痕将不断扩大；知识产权保护是重中之重；区域与多边协定比多边体制更为活跃；修改重要贸易立法；“快轨”授权很可能再次出现真空期；以及自由主义同保护主义的抗衡会略处劣势。第三部分以美国对华贸易法律争端为例，对美国对外贸易法律的运用从政治经济角度进行实证分析，即本文的第5章。美国所有对外贸易法律争端均是其对外贸易法运用及实施的结果，但是其目标却并不仅仅是纠正别国对正当法律规定和程序的违反，而是具有深刻的政治与经济动机。第5章选取美国对华贸易法律争端作为分析美国对外贸易法运用与实施的范例，一方面因为中美两国无论经济、政治地位都在世界上举足轻重，而两国在意识形态、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及发展水平、行事作风等方面都有巨大差异，且两国互为重要的贸易伙伴，因此双边贸易法律争端具有典型性，另一方面，对美国对华贸易法律争端的研究对于本文来说，更具有现实的应用价值。本章从美国对华贸易法律争端概况入手，分析了美方常用的“非市场经济”反倾销制度、保障和特别保障措施以及“337条款”制度等贸易法律工具及其运用的最新趋势，重点从全球角度、美方角度和中方角度分析了此种法律争端的政治、经济根源及我国基于政治经济角度考虑的应对建议。文章在结论部分结合前文分析结果，从政治经济角度揭示了美国对外贸易法的先进性、局限性、可借鉴性、可预测性及可应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