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高窟第164窟为西夏重修洞窟之一,目前并未发现相关确切文献记载,窟内也并未发现相关造像碑铭、造像题记等确凿历史信息,因此只能依据前人相关研究及窟内壁画的题材、画风判断出其重修时代为西夏早期。西夏在重修莫高窟第164窟时,保留了西龛内原有的绘画及主尊塑像,对四壁进行了重绘,整体壁画配置呈现出了极强的原创性特征,与其他趋于程式化的西夏洞窟截然不同。首先,西壁的图像配置使得主尊释迦牟尼兼具毗卢遮那性格和药师佛属性。首先通过主尊与文殊、普贤的组合特色,使其具有法身毗卢遮那佛的基本性格,再利用西壁两侧重绘的水月观音进一步强调主尊的毗卢遮那性格;最后通过西壁龛内四披保留的唐代药师佛群像,赋予了主尊可以满足信众现实消灾延寿需求的药师佛功能。整个西壁造像的巧妙设计使得现实与理想、人间与佛国于此窟中系于主尊一身。其次,东壁门上禅定佛图像的粉本应是源自更早时期的吐蕃川藏地区,在西夏民族交融的背景下随着河西走廊流传至敦煌地区。西夏在重修第164窟时将藏传的毗卢遮那佛图像题材引入汉传佛教华严三圣造像系统,形成新的禅定印华严三圣格局,这可视为是对汉、藏佛教造像艺术整合的一种尝试。此原创性图像组合不但强调了主尊的毗卢遮那性格,也赋予了华严三圣造像更加丰富的内涵与意义,迎合了整个洞窟的义理需求和西夏时期佛教信仰世俗化、民众化的发展趋向。再次,窟内三组文殊普贤的搭配在西夏重修石窟中仅此一例,此配置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西夏时期五台山文殊信仰与峨眉山普贤信仰的影响,但是同一窟内出现三组文殊普贤搭配的特殊性与唯一性,更多强调的应是西夏时期特殊的信仰模式——以普贤信仰为范式的华严信仰,其应为佛教中国化进程中所形成的一种具有世俗化、民众化特征的新的信仰模式。最后,通过对莫高窟第164窟整体造像结构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该窟内出现了多重华严结构,同时,该窟整体造像配置所涵摄的华严净土圆融思想、菩萨行愿思想,对深入研究西夏时期的石窟壁画艺术、佛教信仰特征等具有重要作用。从局部到整体,可以看到莫高窟第164窟作为西夏重修石窟,其图像配置及洞窟义理思想是西夏时期宗教信仰、艺术审美的一个缩影,其造像壁画呈现的多元艺术风格也对汉传佛教艺术史做出了一定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