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不断出现的劳动年龄人口和流动人口双减、劳资纠纷频发、普通劳动者工资持续上涨等经济现象,迫使政府、企业及流动劳动力需要重新审视流动劳动力和政府保护的工资效应。伴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低成本优势不复存在,倒逼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型、创新型方向转变,在这种情况下,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劳动力工资上涨的基础。然而,劳动供需关系的逆转引发了“刘易斯拐点”是否到来、如何延长第二次人口红利的广泛思考,由供给短缺引致的工资上涨不仅会使企业成本增加还会导致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不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由此可见,劳动力工资上涨的来源存在争议。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户籍制度成为农村劳动力自由流动的桎梏,严重降低了市场机制对劳动力资源配置的灵活性;同时,城市偏向型政策既影响了流动劳动力作为劳动力供给“蓄水池”作用的发挥,又剥夺了农村劳动力分享经济成果的权利;区域的不均衡发展进一步弱化了流动劳动力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基于此,本文从微观角度讨论在劳动合同约束条件下影响市场分离均衡结果形成的企业和劳动力因素;并从宏观视角系统性地考察流动劳动力、政府保护与工资效应的传导机理。首先,梳理了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的研究视角、方法和结论,并利用国内各地区的数据定性刻画了劳动力流动、劳动保护和平均工资的客观现实,发现农村劳动力的受保护水平较低、具有行业歧视性、利益诉求渠道有限;劳动力流入地和流出的工资水平差距较大、呈现“两极”分化趋势;流入地和流出地劳动争议案件数的空间相关性逐渐递增,但辐射效应都不明显。在此背景下,构建了在劳动合同约束条件下,包含劳动力的违约成本、沉没成本和社会额外损失成本在内的信号博弈模型,依据企业和流动劳动力预期收益分析市场混同均衡、分离均衡结果。从企业层面把遏制违约行为的成本分为前期搜集成本和后期惩罚成本两部分,得到影响市场分离均衡结果的因素是搜集成本、惩罚概率、惩罚力度和各类型劳动力所占的比重,通过数值模拟验证在约束条件下市场的长期最优策略结果是分离均衡。然后,通过对分行业、分地区就业人员平均工资进行重新构造,并进一步分解为与工资相关的产业结构指数和劳动力供给指数,理论上表明工资上涨来自产业结构升级或劳动力供给量的减少。各指标的计算结果表明:国内28个地区的产业结构出现了显著的改善;低于全国劳动力供给水平的地区同时集中在劳动力需求旺盛和不足的地区;实际上,工资上涨的动力来自劳动力供给量的减少。鉴于此,把产业结构和劳动力供给视为影响流动劳动力工资效应的直接因素,把劳动保护和经济增长视为间接影响因素,把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的交互效应、劳动保护和流动劳动力之间的反馈机制、以及流动劳动力和劳动保护的空间效应同时纳入并建立联立方程模型。基于2003-2013年省级面板数据分别对模型进行OLS回归,不包含交互项和包含交互项的3sls,引入因变量滞后一期进行一步差分GMM估计以考察序列相关对结果稳健性的影响,总体来看,计量结果具有可信性。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增加本地劳动力流入量会引起该地区的就业人员流向低附加值产业,同时会引起该地区相对劳动力供给量的减少,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外地劳动力流入对本地工资的负面压力;邻近地区劳动力流入量提高该地区低附加值产业就业比重的同时也会引起相对劳动力供给量的增加,对本地工资水平具有恶化作用。另外,流入本地劳动力增加会强化政府保护,而流入邻近地区劳动力增加会弱化政府保护;然而,加强政府保护在对本地劳动力流动的工资效应产生负面影响的同时却对外地劳动力流动的工资效应产生正面影响,意味着流动劳动力和政府保护存在显著的相互作用机制和空间依赖性。低附加值产业对地区经济的绑架效应显著存在,并且不能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而消失,反而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提高。最后,根据以上的研究结论,分别从合理安置流动劳动力、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严格遵守劳动合同法加强劳动保护程度、打破行政壁垒形成区域一体化共谋发展等方面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并指出文中存在有待于进一步改进的地方,以及后续的研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