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慈善”作为全球性的议题,在世界各国均有广泛的讨论。同时,由于各国社会发展阶段、政治和经济体制、法律法规、宗教信仰、文化习惯等方面的差异性,企业慈善的影响因素在各地也存在差异。研究中国企业慈善一方面可以丰富和完善全球各个国家和地区性的相关研究,勾勒出企业慈善在全球范围内的发展图景;另一方面,可以帮助完善企业家的人格,改善民众对企业家形象的认知,促进社会和谐安定,同时推动企业慈善捐赠的参与和规模,推进社会政策调整并完善社会制度。根据新制度主义的观点,包括企业慈善在内的组织行为并不是原子化的独立存在,它深受所处制度环境的影响并在同制度环境的互动中产生社会秩序完成制度化。据此,本研究利用全国民营企业调查所获数据,对政治、经济、法律是否对企业慈善捐赠行为有显著影响进行考察;同时结合访谈资料对宗教信仰和宗族文化是否对企业慈善捐赠行为有显著影响进行进一步的验证。新制度主义理论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叫做“趋同化”,指的是组织为了生存的可能性和合法性,模仿广为接受的组织模式最终导致所有组织都具有相同的结构和形态。本研究将中国慈善组织纳入世界格局中,考察了中国企业慈善模式由无目的、无策略、易波动的反应性慈善向关注效益、把握过程、维护形象的战略性慈善模式趋同化的路径。首先,本研究梳理了中西方社会文化中慈善的来源。简单来说,中国的慈善文化来源主要包括了儒家的“性善论”、佛教的“善恶有报”、道教的“积功累德,慈心于物”等;而西方国家的慈善主要是基督教中的“罪富文化”、社会传统的“互济文化”以及“个人主义文化”等。另外,本研究还梳理了我国历史脉络中的慈善发展历程。自先秦开始,我国社会慈善历经探索阶段在两汉时期得到初步发展,在唐宋时期日趋成熟,并最终在明清时期趋于鼎盛。但是近代以来,伴随着社会的动荡不安、灾祸不断,慈善事业发展在曲折中发展。直到近年来,慈善事业重新迎来发展的春天。近年来我国慈善捐赠总量持续增长,从慈善捐赠的流向来看,主要流向了教育、医疗健康和扶贫等领域;具体受捐赠对象以儿童、老人和妇女为主;从慈善捐赠的主体来看,企业一直是我国慈善捐赠的中坚力量。尤其是私营企业捐赠在我国慈善事业发展中处于非常关键的地位,起到了尤为重要的作用。私营企业慈善捐赠与社会发展的阶段、特点以及需求等呈现出高度的关联性,如与国家发展战略相结合、与互联网技术相结合以及全球化的战略布局。其次,研究通过对“全国私营企业调查（2012）”所获数据的实证分析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政治关联性是影响我国私营企业慈善捐赠行为的重要因素。具体而言,政治关联性越强,企业慈善捐赠可能性更高,捐赠的额度也更高。因为在较强的政治关联性下展示企业的慈善形象更有可能为企业发展招揽更多的资源和便利。第二,经济政策对于私营企业慈善捐赠行为具有显著影响。针对国务院、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工信部等政府部门颁发的一系列有利于企业发展的相关经济政策,企业均以良好的慈善表现予以回应,同时这也是经济环境利好,企业获得发展后对社会的一种反馈行为。第三,法律设置与私营企业慈善行为呈正向相关关系,但并不显著。笼统的法律设置并不能直接转变为企业慈善捐赠行为的动力,因为这中间既没有获得利益的好处,也没有违反的成本,因而没有获得多数企业的关注和认可。总的来说,在我国现行的政治、经济和法律设置下,企业慈善行为深受制度环境的影响,表现出了对这些制度设置的依赖性,依赖的目的是换取企业发展所需的资源和便利条件,依赖的方式是慈善捐赠行为。也就是说,企业慈善行为作为一种策略和手段,成为企业获得合法性、稳定性以及外部认同的行为。再次,结合“全国私营企业调查”的统计数据和对企业家的访谈所得资料的分析,研究得出以下几点重要结论。第一,宗教信仰对于企业家慈善捐赠的表现具有正向的影响,影响的具体路径在于对宗教观念而不是宗教身份的认可上。第二,宗族观念对于企业慈善捐赠行为也会起到正向作用,但是这种作用的发挥以不影响企业发展为前提。具体而言,企业家的经济行为是一项理性的决策,遵循目的合理的原则,只有在不损害企业利益的基础上,他们才会因为宗族观念的影响进行相关的慈善活动。结合上述两点结论,本研究认为,在我国当前社会环境下,非正式制度对于正式制度起到一定的补充作用,两者均影响了企业慈善行为的可能性和捐赠额度。一方面,非正式制度作为正式制度的补充,影响了我国企业慈善行为表现,但是另一方面,非正式制度受到正式制度的抑制,对于企业慈善行为的影响并不能独立发挥作用。企业家出于对自己政治身份及相关正式制度设置的考虑和顾忌,一般较少参与非正式制度下的慈善活动,或者会选择匿名参与。由此可见,我国企业慈善行为并不完全是一种道德行为,而是综合考虑了企业自身和所处环境的理性决策。出于这种目的和动机的企业慈善行为同我国历史上的隐性或者反应性慈善类型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了。最后,通过对影响中、美两国慈善捐赠的社会制度进行比较发现,美国企业战略性慈善来源于政治系统、经济系统、文化系统、人力资源和劳动力市场、企业定位、市场发展阶段以及社会控制等方面的特殊性。在中国,慈善思想深受儒家的“性善论”、佛教的“善恶有报”、道教的“积功累德,慈心于物”等文化影响,尽管慈善观的渊源在表达形式上各有不同,但它们在慈善的目的上的阐述都不主张得到现行的“回报”或“直接利益”,甚至鼓励纯粹的“利他性”慈善。同时,违背利他性原则的企业慈善甚至会被印上“企业伪善”的烙印,背上遭受来自消费者抵制的风险。因此,传统中国企业慈善多表现为反应性。然而,组织行为深受制度的影响,但是组织也存在一定的自主性和策略性,因而在全球化的浪潮下,企业慈善模式呈现出趋同化的特征。跨国公司的兴起引起的制度强制、对于成功企业或制度的模仿以及国际化的合作和通行标准的制定、专业化人才的培养模式等共同导致了中国企业慈善由反应性向战略性的转向。战略性企业慈善在中国发生路径主要来自于经济利益的诱惑、政治压力的推动以及利他主义价值观的驱使。由于战略性慈善在实现“社会利益和企业利益双赢”上的优越性,其得到了企业的极大认可,同时也获得了政府和消费者的肯定,为战略性慈善在中国的发生、发展提供了必需的空间。除了对于企业股东的积极利益,战略性慈善对于企业员工、消费者、政府以及社会均有不同程度的积极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