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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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人格权理论认为,人格权以维护人格尊严价值为核心,人格权从诞生伊始就肩负着维护人格尊严和人格利益的天然使命。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格权益侵权损害赔偿的问题越来越凸显。究其根本,是因为人格权益中所蕴含的财产性利益难以被证明,从而只能选择酌定方法确定赔偿数额,但司法实践中的酌定赔偿又存在着范围不清、标准不明以及酌定数额偏低的问题,导致人格权益损害额的酌定成为一个难题。为解决这一难题:首先,须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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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人格权理论认为,人格权以维护人格尊严价值为核心,人格权从诞生伊始就肩负着维护人格尊严和人格利益的天然使命。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格权益侵权损害赔偿的问题越来越凸显。究其根本,是因为人格权益中所蕴含的财产性利益难以被证明,从而只能选择酌定方法确定赔偿数额,但司法实践中的酌定赔偿又存在着范围不清、标准不明以及酌定数额偏低的问题,导致人格权益损害额的酌定成为一个难题。为解决这一难题:首先,须将人格权益的财产价值与民法上的损害概念相结合,明确人格权益损害赔偿数额酌定规则是融合了事实认定和自由裁量的规则。其次,这一规则只能在同时满足人格权益损害的事实客观存在和人格权益损害赔偿数额难以证明或不能证明两个要件的情况下方能适用,且酌定对象须定位于受害人损失与行为人获利。最后,与损害后果的替代性测量标准有关的酌定因素以及与损害后果有关的酌定因素可以作为法官首先考虑的酌定因素,在法官据其计算出一个具体数值后,再结合侵权的范围、侵权持续的时间、侵权情节的恶劣程度等进行相应的数额增减。本文总计三万六千余字,正文由五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民法典中的人格权益损害赔偿数额酌定规则。从立法规定与实践案例入手,可以发现我国人格权益损害赔偿数额酌定规则的问题症结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第1182条从实体法上规定了人格权益损害酌定规则,但我国诉讼法上并没有与之相衔接的实施细则,因此导致了人格权益损害酌定规则在司法实践中出现了酌定范围不清、酌定标准不明以及酌定数额偏低难以保障权利人利益的问题。第二部分:人格权益损害赔偿数额酌定规则的理论基础。人格权益损害赔偿数额酌定规则的法理定性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适用人格权益损害赔偿数额诉讼酌定规则的程序前提是具有经济价值的人格权益被损害,损害事实已被证明;第二,人格权益损害赔偿数额诉讼酌定规则的重要程序环节是损害赔偿数额难以证明和确定时,法院根据各种酌定因素对损害额进行裁量性评价,判断出具体的损害赔偿数额;第三,人格权益损害赔偿数额诉讼酌定规则的实现过程的实质是协同主义诉讼构造的生动体现。人格权益损害赔偿数额诉讼酌定规则还具有实现实体公正、提高诉讼效益和平衡利益冲突的功能。第三部分:人格权益损害赔偿数额酌定规则的适用效果。人格权益损害赔偿数额的酌定作为一个融合了实体法和程序法的问题,在民事诉讼的程序运行中,其酌定过程和酌定规则引起了以下程序效果:第一,减轻了当事人提出证据的责任;第二,扩大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降低了法官对证据的证明标准,令法官使用职权裁量权来确定损害赔偿数额;第三,加强当事人对程序保障的需求。第四部分:人格权益损害赔偿数额诉讼酌定的适用条件。人格权益损害赔偿数额酌定规则不可随意适用,需满足以下两个条件才可适用:第一,人格权益损害的事实客观存在;第二,人格权益损害赔偿数额难以证明或不能证明。法官在适用人格权益损害赔偿数额酌定规则的过程中,应将酌定对象定位于受害人损失与行为人获利,如此能更好地对权利人的权益进行救济,改善司法实践中人格权益损害酌定数额较低的问题。第五部分:人格权益损害赔偿数额的诉讼酌定因素。人格权益损害赔偿数额的酌定因素分为与侵权行为有关的因素、与侵权后果有关的因素、与损害后果的替代性测量标准有关的因素以及与维权成本有关的因素。法官在对每类酌定因素进行具体的考察后,将与损害后果的替代性测量标准有关的因素及与维权成本有关的因素作为首要因素作为确定酌定数额的首要因素,再结合其他因素对酌定数额进行相应增减,方能破解司法实践中人格权益损害赔偿数额酌定标准不明、酌定体系混乱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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