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老龄化是20世纪末最突出的社会现象,同时也是21世纪全世界必须面对的重大社会问题。联合国将人口年龄结构划分为年轻型、成年型和年老型三种类型,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中国人口年龄结构正式进入老年型,之后,人口老龄化进一步加剧,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表明中国老龄化进程进一步加快,继续向老年纵深发展。老龄化社会中,人口年龄结构发生转变,老年人口占比增加,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下降,老年抚养比大幅上升,这些变化将对社会的劳动力资源、社会保障和健康照料需求以及养老服务等诸多方面提出新的挑战。最为严峻的是,人口老龄化致使劳动力资源减少,劳动力成本上升,甚至在将来出现劳动力供不应求的局面,阻碍经济发展。因此,在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研究中老年劳动供给具有非常重要和现实的意义。本文将45岁及以上的中老年人作为研究对象,考察了微观个体的劳动供给状况。45岁及以上的中老年人即将退休或者已经退休,他们的身体、心理状况易发生较大的变化。中老年人在退休后的收入来源主要是养老金收入,所以在经济因素中,养老金的可及性、退休后养老金的给付水平影响到中老年人退休决策和劳动力的供给状况;在非经济方面的因素中,最重要的是中老年人的健康状况水平。所以,本文研究了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养老保险和健康对中老年劳动供给的影响。本文的研究目的在于揭示中国中老年人劳动供给的基本特征,探究中老年劳动供给的影响因素,落脚点在于在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增加中老年人劳动供给,充分利用中老年的人力资本资源优势,延续第二人口红利。在劳动供给的指标选取上考虑使用劳动供给时间,由于国内有关健康经济学方面的数据还比较缺乏,大部分学者在研究健康状况对劳动供给的影响方面一般采用是否参与劳动的二元变量,但是健康状况的变差或者遭受不利的健康冲击并不一定就会使劳动者退出劳动力市场,更为可能的情况是劳动者减少每天工作的小时数,使用劳动供给时间作被解释变量,能够提高估计的精确度,而且也是作为一个连续变量,这也是本文研究与其他学者研究不同的地方之一。本文使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urvey,CHARLS)2011年和2013年的全国基线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养老保险和健康对中老年劳动供给的影响。在养老保险部分,首先我们使用2013年的全国基线调查数据采用tobit模型检验了是否参加养老保险对总样本中老年人劳动供给的影响,然后进一步使用2011年和2013年两年的数据评估了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新农保)对农村中老年人的劳动供给效应。由于健康与劳动供给变量之间存在“反向因果”的关系,导致了健康变量的内生性问题,为了克服这一问题在研究健康对劳动供给的影响时,我们运用2011年和2013年数据,通过构建联立方程模型采用三阶段最小二乘法(3sls)进行回归,以希望得到无偏的有效的估计。在本文的实证分析中养老保险和健康变量始终是本文关注的核心变量,虽然第5章的标题是养老保险对中老年劳动供给的实证分析,但在实证分析模型中我们控制了健康变量,同样在第6章研究健康对中老年劳动供给的影响时我们控制了养老保险变量。根据本文的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后,得到以下结论:一、人口的老龄化势必会减少劳动供给。一是因为人口老龄化反映的是人口结构的变化,也就是处于劳动年龄的人口在下降,适龄人口的下降会减少劳动者的数量;另一方面是因为人口的老龄化,使得中老年人口比重增加,根据生命周期理论,在倒u型劳动参与率年龄分布曲线模式下,处于这一年龄段的人群的劳动参与率是下降的,劳动力供给衰减趋势本质上不会改变。从我国的现实情况来看,65岁以上人口数量呈缓慢平稳上升趋势,并且总体劳动参与率呈下降趋势。随着时间的变化,不同年龄段的劳动参与率也在下降,人口老龄化使得劳动供给减少。这充分说明了人口结构老龄化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劳动供给的减少。二、中国养老保障体系获得了快速发展,但空帐问题、公平性与效率损失等问题有待解决,危及制度可持续性。我国的社会养老体系经过三十多年的探索与发展,已经建立了以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为主体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在刚刚过去的“十二五”时期,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进程加快,城镇职工养老保险与行政事业单位退休制度并轨,“新农保”与“城居保”统一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在部门之间、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制度可衔接局面正逐步实现,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覆盖面正在逐步扩大,并且养老保险待遇水平也在不断的提高。虽然社会养老保险体系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但是养老保险的改革与完善还仍然存在着严峻挑战,人口年龄结构的转变以及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对养老保险制度提出了新的挑战,“十三五”期间养老保险的公平性与效率损失以及制度的可持续性将会更加凸显。三、养老保险对劳动供给时间有显著的负效应,参加养老保险会减少中老年人的劳动供给时间,并且养老保险对劳动供给时间的影响高度显著,农村的减少幅度大于城市。在联立方程模型中,养老保险制度的参加降低了中老年人的劳动参与的意愿,减少了劳动供给时间,但是是否参加养老保险对总体样本中中老年人的健康影响不显著。在分城乡的子样本回归中,城市是否参加养老保险对健康的影响在统计上不显著,但从农村样本的回归结果来看,参加了养老保险的比没有参加养老保险的中老年人的自评健康水平要差0.161层级。四、中老年年总劳动供给时间是由农业劳动时间、受雇劳动时间、私营经济劳动时间和非主要职业时间四部分组成,通过psm-did评估了新农保的劳动供给效应,发现参加新农保对农村中老年总劳动供给时间的影响并不显著,但是新农保的参加对农村中老年的农业劳动供给时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参加新农保增加了农村中老年人的农业劳动供给时间。在养老保险的总体效应时发现,参加养老保险降低了我国中老年人的劳动供给时间,但是参加新农保对农村中老年人的总劳动供给时间影响在统计上并不显著。参加新农保会增加农村中老年人的农业劳动供给时间,约增加187.24小时,按一天8个小时的标准工作时间计算,约23.4天。参加新农保对农村中老年人农业劳动供给时间的影响效应主要来源年龄偏小的样本,即45-60岁年龄段的个体参加新农保显著正向影响其农业劳动供给决策;对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的农业劳动供给时间影响不显著。造成这种结果反差可能的原因:一是新农保的缴费降低了当期中老年的收入水平,为了获得相同的收入他们增加了劳动供给;二是达到可以领取养老金的年龄后(年满60岁),可领取金额较少,2009年发放的基本养老金为每人每月55元,2015年提高至70元。五、中老年人的劳动供给时间与健康之间形成了循环关系:自评健康水平越好,其参与劳动的时间越长;中老年的劳动时间越长,其对自身健康状况的评估也越好。健康水平的恶化对城市中老年劳动供给时间影响的下降幅度要大于农村;但在劳动供给时间对中老年健康影响的大小上城乡存在差距,农村大于城市,并且显著水平农村(在5%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也要高于城市(在10%的水平上显著)。六、在联立方程模型中,将慢性病、睡眠时长、抽烟和饮酒引入了健康方程,通过3sls方法回归发现,都对健康有着显著的影响。得一种或一种以上慢性病的中老年人比未患慢性病的中老年人的健康水平要差,吸烟有害健康得到了充分的印证,我们发现适当饮酒对健康是有益的。在劳动供给方程中,本文引入了家庭生活特征变量,主要包括了家庭人口规模、16岁以下孩子的数量以及中老年人的居住方式。回归结果显示,家庭人口规模对中老年人的劳动供给没有显著的影响;而16岁以下孩子的数量对劳动供给具有负效应,并且在10%的水平上显著,16岁以下的孩子在法律上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需要家庭长辈的照看,所以家庭中有16岁以下的孩子减少了中老年人的劳动供给时间;从同住虚拟变量可以看到,与子女同住的中老年人与单独居住的中老年人相比,年劳动供给时间要低15.9%,并且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与子女同住能够获得子女的更多的经济支持,有更多的经济来源,使得中老年人被迫谋生的压力下降,参与劳动的意愿下降,提供的劳动供给时间较少。总之,本文采用CHARLS微观调查数据,运用适当的微观计量方法,证明了养老保险和健康对中老年劳动供给的影响,为研究养老保险、健康与中老年劳动供给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经验证据和研究线索。最后提出了提高中老年健康水平,增加劳动供给的对策建议。具体为:首先,通过养老金制度改革一方面解决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中国劳动力供给下降甚至将来出现劳动力的短缺问题;另一方面增强养老保险的支付能力,保证中国养老保险制度的持续性,为延迟退休和解决养老金空帐问题提供经验证据。其次,提高和改善城乡居民的健康水平,增加中老年人的健康人力资本,最终实现健康老龄化和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