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国家经济的飞速发展,社会生活方式也有了很大的变化。社会方式的改变促使了家庭结构的迅速变化,传统模式的家庭生活方式也有了巨大的变化,老年人、儿童、残疾人等日常里能接触人已经不再是仅限于家庭成员的范围,扩大到幼儿园、医院、养老院等能接触的地方日益增加,能见到各种类型的监护人或看护人。以前的虐待事件基本都是家庭成员之间出现的,但是近几年有监护、看护责任的人员实施虐待儿童或老年的事件经常发生,其中2018年十大刑事案例当中“上海携程虐童案”是最让人愤慨。一直以来我们中国追求的是应该尊敬老人、爱护小孩,可是2018年发生的虐童案是正面挑战我们国家守护的文化秩序。虐待被监护、看护人罪与2015年11月《刑法修正案(九)》增设。是专门针对未成年、老人、残疾人等弱势群体为设立的,很早之前设立的虐待罪相比主体很特殊。该罪解决了非家庭成员虐待,也解决了虐待罪“告诉才处理”的模式。新增没多久的虐待被监护、看护人罪依然在司法适用上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立法上的不完善和司法解释的未出台让人有些方面很模糊。本文是围绕着“上海携程虐童案”,结合案例当中发生的争议和理论相结合,讨论《刑法修正案(九)》第260条之一的虐待被监护、看护人罪并提出一些建议。本文正文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写虐待被监护、看护人罪的来源并说明本文的研究目的和意义,采用的研究方式。第二部分:分析了虐待被监护、看护人罪的概念及传统的四个构成。主要构成要件,即从犯罪主体、犯罪客体、犯罪客观、犯罪主观中入手,去准确剖析此案件。第三部分:围绕着“上海携程虐童案”案例,提出案例所引发的适格主体的问题,幼师的不作为的态度认定,本罪的情节恶劣的认定,还有单位犯罪的责任认定等问题。第四部分:前述提出的争议进行详细的分析。从主体、客观方面、主观方面写了争议的问题。特别是未出台司法解释“情节恶劣”没有精准的标准,把“情节恶劣”从三个角度进行了分析,首先主观动机的恶劣,其次行为后果的严重性,最后行为对象的特殊性。第五部分: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为核心,提出了一些笔者的建议。主要包括:第一,提出了扩大本罪的适格主体范围。第二,建议情节恶劣的标准的具体化。标准划分的越具体,分析案件的时候更准确的把握审判的切入点。第三,加大刑罚的力度。第四,提高法官的裁量意识。第五,应该更加强化强制报告制度的各个规定,使制度在实践当中运用的更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