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利制度的功能和绩效一直是存在巨大争议的问题。学术界大致上存在三种论点,分别是：专利制度的“有益论”、“有害论”与“无用论”。“有益论”强调专利制度激励创新,信息披露、质押融资与促进技术交易等职能；“有害论”则认为专利制度是企业打压对手建立竞争优势的工具,对技术创新会产生阻塞效应；而“无用论”则认为专利制度对创新成果的保护作用可以忽略不计,创新收益回报的其它机制才是最重要的。针对当前争论,本文提出“专利制度有效性的情境主义”假说,认为专利制度是否有效,取决于专利制度固有的内在矛盾与外在的经济环境相互作用。固有的内在矛盾是指,专利制度的功能不一而足,对技术进步的作用既有有利的一面,也有有害的一面,人们利用专利的动机复杂多样,政策制定者往往顾此失彼；而经济环境是指创新能力、技术发展模式、国家的开放程度、市场竞争和科技政策等。因此,在不同的时机、不同的条件下,应该设计出具有适应性的专利制度,发挥特定的功能,来促使专利制度发挥积极正面的作用。在这样一种理论假说的前提下,本文围绕“制度特点——行为动机——功能绩效”的分析主线,较为细致的对中国专利制度的有效性进行分析。首先,从广义上揭示了专利制度的政策工具,这些政策工具是导致专利制度差异性的直接原因。其次,对中国专利制度进行了国际比较,揭示出在不同的经济环境下,差异性的专利制度所实现的差异性的功能目标,提出专利制度的适用性理论。接下来,归纳了中国专利制度促进技术进步的四种作用机制,即激励逆向工程、促进技术交易、实现模仿创新与完成资源在公共研发部门的配置,并且借用主观博弈论的分析框架,分析了这四种作用机制的实现方式。最后,分析了当前中国企业的实际情况与创新环境,认为必须对专利制度进行科学的设计和管理,才能满足企业进一步创新发展的诉求。为了支持上述的理论分析,本文设计了若干的经验研究。第一,初步的判断中国专利申请的动机,通过计量回归发现,造成中国专利爆炸式增长的原因是：政策优惠获取的需要,专利立法与执法的加强,富饶的技术机会,科技投入的加大与外国在华专利的刺激。中国专利申请的动机具有多元性,但是专利数量的增多,并不说明中国的创新能力的大幅度提升。第二,采用协整与格兰杰因果检验的方法,从整体上验证中国专利制度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若干机制。结果表明,中国特色的专利制度在中国技术追赶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第三,从产业异质性的视角对专利制度的有效性进行实证分析,采取面板变系数模型检验中国专利制度对于不同行业部门技术进步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中国专利制度对大多数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显著为正影响,但专利制度的有效性问题还没有在行业层面很好的解决。鉴于大量外国专利的存在,本文专门剖析了外国在华专利对于中国技术进步的复杂影响。研究发现,外国在华申请专利的动机有所转变,从开始的促进技术转移,演变到以多种专利战略手段获取竞争优势,进而达到封锁技术和垄断市场的目的。笔者采用时变参数的状态空间模型检验外国在华专利的影响,研究发现：在1992年以前外国在华专利显著的促进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进步,但是这种效应逐步减弱,在1996年以后,外国在华专利却产生了显著负的影响。为了支持计量分析的结果,笔者通过企业座谈与调查问卷的方式,进行具体的案例分析。文章选取了电子信息行业作为研究对象,电子信息行业是专利数量最多,并且专利动机最多样、最复杂的行业,几乎涵盖了专利制度的所有功能。调研发现,虽然中国专利制度在电子信息行业发挥积极的作用,但是还不能够胜任促进国内企业形成的竞争优势重任。当前中国专利制度设计不合理,效率低下,成本过高,不利于企业的专利竞争与合作,换言之,无法促进电子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进一步提升。综上分析,文章认为中国专利制度改革的思路是：利用多个政策变量将倾向于技术扩散机制的专利制度转向倾向于技术创新机制的专利制度。同时,专利制度体系的设计与执行应该进一步精细化与差异化。精细化是指必须要甄别专利制度所带来的各种的正面效应与负面效应,并且配合其他辅助的制度与政策,做到趋利避害。差异化是指专利制度体系应该更具有针对性,分别针对不同行业部门或者不同国籍的创新发明,行业层面应该突出重点行业,国家层面应该支持本土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