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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在建立医学生问题性手机使用(problematic mobile phone use,PMPU)评定方法的基础之上,描述医学生PMPU的流行现状,并探讨其与心理病理症状之间的关联性,从脑功能机制方面进行探讨PMPU对心理病理症状的影响差异。方法评价方法的建立采取分层抽样的方法抽取合肥市某医科大学2 376名1~3年级学生,结合两独立样本t检验、Pearson相关系数法、因子分析方法、验证性因子分析等方法对问卷加以评价。随访研究设计,选取某医科大学大一年级全体学生作为调查对象,于2013年10月进行基线调查,收集人口统计学特征、健康相关行为、PMPU以及心理病理症状等信息。基线调查发放2913份问卷,收回问卷2895份,2014年6月和12月进行两次随访调查,三次调查联合失访人数为597,因此纳入分析样本量为1 989人。采用χ2检验分析不同人口统计学特征的医学生PMPU及心理病理症状的分布特征,并运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二者之间的关联性。在随访研究的调查对象中分别选取病例组(PMPU组)和对照组(正常组)共44名学生,运用事件相关电位技术测定两组学生脑功能。最终纳入34名学生的测试结果进行分析。结果通过项目分析,最终确定《青少年手机使用依赖自评问卷》符合3个维度组成,共13个项目,方差累积贡献率为59.13%;内部一致性检验得出总问卷的Cronbachα系数为0.87,各维度的Cronbachα系数在0.58~0.83之间,具有较好的信效度。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问卷的近似均方根残差(RMSEA)为0.067,规范拟合指数(NFI)、相对拟合指数(RFI)、比较拟合指数(CFI)、拟合优度指数(GFI)、调整拟合优度指数(AGFI)均在0.9以上,具有较好的拟合优度。医学生基线及随访PMPU的检出率分别为27.3%、28.5%和26.5%,心理亚健康的检出率分别为17.8%、15.5%和10.2%,焦虑症状的检出率分别为12.9%、15.6%和13.6%,抑郁症状的检出率分别为14.9%、17.0%和13.7%。单因素Logistics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基线医学生PMPU会增加基线和随访心理病理症状的风险;调整变量调整了性别、年龄、BMI、家庭居住地,是否独生子女、自评家庭经济、体力活动缺乏、吸烟、饮酒、自伤行为、睡眠障碍和网络成瘾后,PMPU仍然可增加心理病理症状的发生风险,但基线PMPU与第一次随访焦虑症状并未无统计学关联(OR:1.31,95%CI:0.98~1.76)。以持续性PMPU作为自变量,第二次随访调查心理病理症状作为因变量,运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持续性PMPU对心理病理症状存在统计学关联,并呈现出剂量—反应关系;调整性别、年龄、BMI、家庭居住地,是否独生子女、自评家庭经济、体力活动缺乏、吸烟、饮酒、自伤行为、睡眠障碍和网络成瘾等变量后,结果仍然存在明显的统计学关联。神经心理学实验结果表明不同组别之间P2成分(情绪面孔诱发)存在显著性差异,PMPU组P2(情绪面孔诱发)振幅高于正常组组(4.45 vs.2.89μV);组别与不同情绪之间存在交互作用,提示PMPU组P2(情绪面孔诱发)振幅高于正常组,尤其在中性—厌恶面孔上,进一步分析发现情绪面孔并不能单独影响PMPU组或正常组P2(情绪面孔诱发)振幅。组别主效应在P1成分(目标刺激诱发)上具有显著效应。正常组P1振幅高于PMPU组(2.22 vs.1.48μV,P<0.001)。组别×情绪×有效性之间存在交互作用,正常组中性-生气和中性-高兴中有效刺激的P1振幅更高,但中性-恐惧和中性-厌恶无效刺激的P1振幅更高(F=1.901,P=0.019,η2p=0.021)。此外,组别与情绪之间存在交互作用,正常组中性——情绪面孔上P1振幅更高(F=3.366,P=0.001,η2p=0.017);组别与有效性之间也存在交互作用,正常组有效刺激P1振幅更高(F=8.059,P<0.001,η2p=0.018)结论“青少年手机使用依赖自评问卷”符合心理统计学评价标准,可以用来评价医学生手机使用依赖症状。Logistics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基线PMPU会增加基线和随访期间医学生心理病理症状的风险,持续性PMPU对医学生心理病理症状的发生具有剂量-反应效应。注意偏向在医学生PMPU与心理病理症状之间的关联中发挥着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