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转型以来，劳动关系日益市场化、复杂化、多元化，劳资矛盾逐步显现并日益突出，但在有关职工群体性事件中工会往往缺位，引发了社会公众对工会定位及其作用的广泛讨论，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工会的信任危机。本研究以社会转型与组织变迁为背景，分析工会面对社会环境的变化，究竟采取了哪些适应性的行动？其背后的行动逻辑是什么？本文通过对上海六个区的九个街镇（社区）工会组织运作的实证分析，探讨社会变迁过程中工会的组织转型及其困境问题。本研究认为，经济的市场化改革带动了中国社会的全面转型，面对国家管理体制的变动和劳动关系的深刻变化，我国工会开始了艰难的被动转型过程。这主要表现为面对信任危机，为了回应社会的呼声，同时也是为了维护社会政局的稳定，近些年来工会开始探索改革创新之路，在现有的体制内努力作为，试图夯实其合法性基础。在街镇层面，社区工会是工会组织体制创新的产物，在具体运作中，社区工会作为“行动者”主要采取了自转与公转两种行动策略，在各项工作的开展过程中充分借势、借力，以最大限度地调动各类资源，增强组织力量，扩大社会反响。这表明工会在社会变革中不仅仅是被动的适应者，同时也是积极的行动者；其行动策略也不仅仅是单纯地服务于会员和广大职工群众，更重要的是迎合国家的需求，反映国家的旨意，并努力在两者间寻求平衡。研究发现，从个案单位的组织运作来看，上海街镇工会呈现出两种基本的行动路径或工作模式，即区级工会主导的工作推进模式（上级要求式）和以街镇工会主导的工作推进模式（主动求变式），这表明在不同的社区工会组织场域，行动者的自由空间及行动意识与能力是不一样的。另外，上海社区工会目前的组织运作特性并未出现由国家法团主义转向社会法团主义的路径迹象，其国家法团主义组织特征依然较为明显。这与我国政治体制以及工会整体转型进程的缓慢有一定的关联。总体而言，尽管工会有维护、建设、参与、教育等四项职能，但其在行动中可归类为维护服务与维稳建设两种基本逻辑，即对下（会员和职工）负责与对上（党和国家）负责。由于中国工会特殊的政治身份，履行的是双重代理人的角色：一方面，工会作为广大会员和职工群众的代理人，积极采取措施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和合理利益；另一方面，工会也参与社会管理，尤其是通过对社会领域的力量渗透，从而实行有效的管控，因而履行的是国家代理人的职责。在服务与管控之间，无疑在工会及其领导人的意识中，管控是占首位的。所以，从本质上讲，随着国家力量在社会领域的退出，工会作为国家代理人，在社会边际领域积极渗透，开展相应的社会管理与服务工作，其组织行动背后体现的是国家管控的一种特殊方式，反映的是国家力量逐步渗入社会，以达到有效管控社会的目的。研究发现，工会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其政治属性不仅没有弱化反而在局部区域还有所强化。正是由于其特殊的组织特性（官民二重性）以及与政府的良性互动关系，在社会治理中扮演了政治替代的重要角色。本研究认为，在我国转型发展与社会建设的过程中存在着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即国家对向社会放权呈现出一种矛盾的状态：一方面，在社会倒逼改革的大背景下，国家被动地让渡社会空间，通过向社会放权，在一定范围内允许社会自组织的发展，从而使社会日益从国家领域中分离出来；但另一方面，又担忧社会领域的自主发展，会影响到政治稳定与社会安全，因而试图使国家力量再度渗入社会，尤其是在传统国家力量无法控制的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这些边际领域，通过政治性社团以国家代理人的角色来主导和管控部分空间，以达到社会整合的目的，从而实现国家政治权力的再生产。所以，当前我国在整体去政治化的背景下又存在着另一种形态的社会空间再政治化趋势，具体表现为政治性社团在社会边际领域的运作，使国家的意图延伸至整个社会肌体的最末端，消除社会管理的“盲区”。对于这种边际渗透的空间政治行为，体现了我国社会治理方式特殊的空间再政治化过程，即政治管控替代现象。这是本研究的重大发现之一。究其原因，国家在治理社会的过程中，依然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制度惯性与路径依赖，即通过依靠人民团体发挥枢纽型组织的作用，对社会进行有效地管控，以避免社会领域的失控和社会自治的效能不足。本研究认为，由于当前还面临着一些难以突破的制度性困境，导致中国工会的组织转型将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对于今后的发展方向，社会法团主义或许是其较为可行的归宿之一，即强化工会作为利益代表性社会组织的功能定位和去行政化的运作方式。文章最后讨论了工会回归社会组织的可行性以及对如何建设成为枢纽型社会组织提出了路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