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需求是无限的,由人组成的社会集体的需求同样是无限的,法的创立正是对有限资源的合理配置。不仅要从科学的角度来看,立法是否可以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最大限度地发挥社会的全部财富,而且从伦理角度来看,这个过程是否公平。立法活动不能逃避“集体行动的逻辑”,通常是不平衡的——少数人从立法中获利,其他人从立法中只得到了责任。公共选择理论中的个人主义、理性人假设、交易的过程恰恰可以对立法的失衡进行透析、解释,其贡献主要在于引入经济人理性、政治市场的交易理念,对选举与立法等政治行为分析,其内核与立法过程中的博弈极为趋近。《四川省高速公路车辆通行费收费标准与工程和服务质量挂钩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自2016年4月1日起正式实施,本《办法》的制定虽非典型意义上的立法活动,但纵观其起草、论证、实施过程,却又具备明显的行政立法特征。由此产生的资源、利益转移,渗透着行政权与行政相对方权利的不均等。本文紧扣《办法》的起草、论证、实施过程,以公共选择理论的视角来分析其中存在的风险,提出风险的预防治理方案,探寻《办法》实施的立法平衡救济途径,从政府干预失灵和“利益集团”理论探讨政府干预的合理边界,以行政法学研究领域有关立法失衡的观点探讨行政主导立法和激励不相容等情况对立法平衡的破坏,具体分析《办法》实施风险来论证行政主导立法的弊端。指出通过落实严格的内部管控、良好的机制设计和有力的宣传引导等防范措施,能够保障该项政策落地,在达到实现行政管理目标的同时,兼顾社会效益的最大化。在中国特色立法背景下,我们找到公共选择理论的有效论证,保证创制法律过程的利益均衡,旨在改善中国行政立法的整体失衡,不断促进立法的公共选择机制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