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环境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和人民群众生活幸福,生态环境保护功在当代、利在千秋。随着人类社会生产生活的不断发展,对环境资源的依赖度不断提升,世界各地的生态环境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成为了全球各国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面临的严峻挑战。为了保护好生态环境,守护好人类共同的家园,各国政府都在积极探索适用本国国情的环境治理措施,各类环境政策工具成为政府部门(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治理环境的关键手段。不同的环境政策工具,由于其实施主体、作用机理存在着差异,在解决不同的环境问题时表现出不同的环境治理效应。虽然已有大量文献针对不同环境政策工具的环境治理效应问题进行了研究,但仍然有很多环境政策工具在特定环境问题上的治理效应尚未引起充分关注,相关的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明确。为此,本文分别围绕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社会参与型这三类异质性环境政策工具,以其对应的财政分权、排放交易机制、企业环境责任信息披露这三项具体的异质性环境政策工具为视角,针对各自在特定环境问题上的环境治理效应展开研究,具体研究问题为:(1)第一个子研究围绕命令控制型工具的环境治理效应问题展开,研究财政分权作为中央政府的命令控制型政策工具,如何影响地方政府的环境偏好和环境治理效率;(2)第二个子研究围绕市场激励型工具的环境治理效应问题展开,研究排放权交易机制作为市场激励型政策工具,对空气细颗粒物(PM2.5)排放损害的溢出效应;(3)第三个子研究围绕社会参与型工具的环境治理效应问题展开,研究企业环境责任信息披露在政府环境执法与突发环境事件发生频率之间所起到的中介作用。本文利用定性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基于以上三个研究问题,分别利用我国省级面板数据和世界银行发布的国家级面板数据,研究了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环境治理效率的影响及作用机理、排放交易机制实施对空气细颗粒物(PM2.5)排放损害减少的溢出效应、企业环境责任信息披露如何促进政府环境执法减少突发环境事件发生频率。主要研究结论和创新之处为:(1)基于对我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揭示出财政分权作为中央政府的一项命令控制型工具,与地方政府的环境治理效率之间存在着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且地方政府环境偏好在财政分权与环境治理效率的关系中起到中介作用,即财政分权通过对地方政府环境偏好的负向影响而对环境治理效率产生负面影响。同时,这一影响呈现出区域异质性,即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内陆地区,财政分权抑制了政府的环境偏好,降低了环境治理效率,但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沿海地区,财政分权对环境治理效率没有显著的影响。本研究明晰了财政分权作为一项命令控制型工具,是影响地方政府环境治理偏好和治理效率的重要前因,拓展了政府环境治理效应相关文献研究,同时,也进一步丰富了财政分权对公共政策执行带来的潜在后果的相关研究。研究结论为中央政府因地制宜安排财政分权制度,从而有针对性的提升地方政府的环境偏好和环境治理效率提供了实证证据;(2)通过以欧盟排放交易机制为研究对象,利用双重差分分析和倾向得分匹配方法,揭示出排放交易机制作为市场激励型环境政策工具,其实施可以对空气细颗粒物(PM2.5)排放损害减少产生溢出效应,并结合对欧盟排放交易机制分阶段实施内容的深入研究发现,只有相对严苛的排放交易机制(如覆盖更多能源消耗产业、更多空气排放物,以及实施更严格的排放目标等)才能真正起到减少PM2.5排放损害的作用,否则并不会真正有效的降低PM2.5的排放损害。本研究进一步丰富了排放交易机制实施后果的相关研究,为排放交易机制这一市场激励型政策工具的环境污染治理作用提供了实证证据,同时,也弥补了目前关于PM2.5排放损害前因研究的不足;(3)基于我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揭示出企业环境责任信息披露作为社会参与型环境政策工具,在政府环境执法与突发环境事件之间起到完全中介作用,即政府环境执法强度并不能直接减少突发环境事件发生的频率,而是通过正向影响企业环境责任信息披露,实现突发环境事件发生频率的降低。本研究是对企业环境责任信息披露相关文献的有益补充,为企业环境责任信息披露作为一项重要的社会参与型政策工具,在解决特定的环境问题(如突发环境事件)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提供了实证证据,明确了企业主动环境责任行为是政府环境执法发挥效力,进而防控突发环境事件的重要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