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丰时期,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谪湖北黄州,为了延续政治生命,苏轼在贬谪地努力为自己营造生存的内外在环境,以躬耕、筑屋、放浪山水、广交朋友、潜心佛道等方式方法以求排遣忧愤、修身养性,努力寻求物质和精神上的温饱,在这种自觉或不自觉的调适行为下,苏轼在为中国文坛谱写了许多名篇的同时,也对苏轼本身的性格和价值评判等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对于苏轼日常生活及其借助的调适方法,已有研究者关注,本文将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更加细致地分析苏轼在黄州时期的调适行为,并由此分析这些行为对于苏轼在元祐时期思想行为转变的影响。　　 熙宁时期,苏轼与王安石在性格和政治思想方面的冲突,最终以元丰时期的“乌台诗案”彰显了王安石及其新党的胜利。苏轼沦落成为阶下囚,成为政治斗争中的牺牲品。在灾难面前,苏轼不得不思考自己的政治生命如何延续,同时灾难带来的畏祸心理,对于苏轼的影响也是很明显的。元祜时期重掌大权的苏轼,对比黄州之前的苏轼,在朝堂上的表现已有所不同,主要体现在他对待王安石及新党、对待新法,对待仕途这几个方面的态度上。虽然苏轼整体的思想转变一直要延续到惠州、儋州时期,但元祜时期亦有一定体现,这也正是黄州时期苏轼自我调适所起到的积极作用。　　 生活境遇造成思想行为的转变,从黄州时期的苏轼身上,我们可以逐渐地看到,也正是这种变化,使得苏轼无论在政治活动上,还是文学创作上或其他方面都趋于更加客观成熟,也在最终把苏轼推上了中国历代文人膜拜、人民称颂的圣坛,成了苏轼与苏东坡叠加在一起的中国历史上一个大写的文化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