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实生活,尤其是政治生活的变化,使个体与群体、私权与公权的矛盾凸现出来;中国传统文化所给予的道德主义的解决路径无法应对现代意义上的公权与私权关系问题,公权与私权关系问题无法在道德主义的语境中得到有效的言说,它只能在法治化的语境中加以言说。而西方自由主义思潮中的一个重要理论范式,即伯林消极自由思想所提供的政治理论范式为我们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借鉴意义。伯林敏锐地捕捉到现代社会中公权与私权之间的紧张关系,他通过对自由概念的重新界定,澄清自由的本质及其合法限度,批判积极自由及对自由的各种歪曲与滥用,提倡消极自由,目的即在于通过对日益强势的公权划定使用的合法限度、范围,以保障个体权利不受公权的侵犯,从而捍卫个体的私人权利和自由。但伯林只是在静态的法权关系考察公权与私权关系,并没有历史地看待公权与私权的发展,从而无法从动态社会关系的角度来审视公权与私权在现实当中的博弈过程,而从根本来讲,公权与私权关系就是其二者在社会关系中的现实博弈。这使得我们在借鉴伯林消极自由思想所提供的重要理论范式的同时,仍须以马克思自由观来克服和超越伯林自由观的局限。本文以当代中国现实生活中凸现出来的公私权利(力)关系为轴心与焦点,以伯林的消极自由思想研究为切入点,以马克思自由观为理论基础与支撑,具体分析、挖掘伯林自由思想中的积极理论成果,以期为在当前中国处理公权与私权的关系问题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