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往讨论中国社会的抗争政治相关研究中,学者往往将关注点集中于组织与动员策略,而本文则试图通过聚焦一起通信行业的消费者维权案例揭示抗争政治何以发生、何以可能的问题,并且展现由消费者维权走向抗争政治的“道德化”逻辑。在研究方法上,本文采取访谈法与虚拟民族志。本文的资料来源包括针对维权领袖的访谈、来自对于维权QQ群的观察以及维权领袖的微博、博客。在对于资料的使用中,笔者尤其注意到研究伦理中的“无伤害”原则,力图使自己的研究无碍于维权者未来的维权行动。笔者首先梳理了这起20元封顶卡维权事件,在该事件中,使用封顶卡的维权用户与Y公司因为封顶卡的上网权限问题一直纠纷不断,时至今日,维权活动以进行了近两年时间。在此过程中,该事件由最初的消费者维权逐渐转变为抗争政治,现场维权成为最主要的维权方式,而维权者的诉求也从最初对于自身权利的伸张演变为对社会公平正义底线的维护。随着介入维权事件的主体逐渐超越了维权者与Y公司双方,维权逐渐成为了漫长而僵持的拉锯战。随着维权活动的进行,维权者群体内部也在发生着相应的变化。抗争政治本身就是群体组织化与制度化的过程。维权群体不仅建立起了基本的组织与制度架构,还崛起了一批草根领袖。与此同时,维权群体也区分出来他们的敌人：卡贩子、水军以及“沉默的大多数”。围绕着维权斗争的目标诉求与斗争策略,维权者大致分为现实主义者与激进主义者。而随着走向死磕越来越成为维权群体的共识,激进主义者逐渐取代了现实主义者的领导地位。在维权事件中,无论是维权者还是Y公司,都越来越倾向于用道德叙事的方式对维权进行解读。在维权者看来,权利、正义与无耻成为了构建道德话语的重要维度。最后,笔者尝试性地揭示了抗争走向“道德化”的内在机制。首先,当前中国社会的治理体制为抗争政治的道德化提供了最持久的冲动。其次,不同主体之间的结构以及群体内部的分化与整合对整个事件走向具有深刻的影响。各种主体的不断介入使得事件脱离了原有的法律框架。最后,在互联网生态中事件的发生机制与现实社会中各种社会事件的发生机制具有高度的一致性,而这种机制的趋同根源于互联网本身属于“体制外”媒介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