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近代报业民间组织最早诞生自晚清“宪政”时期,最早的报业民间组织为英敛之及《大公报》组织成立的天津报馆俱乐部和《申报》牵头建立的上海日报公会。报业民间组织主要有两种组织形态:报馆会员制和报人会员制。进入民国以来,报业民间组织发展迅速,会员报馆不断增多,在报界内部担当了领导者、协调者的角色。我国近代报业民间组织曾在维护报界的公共利益和构建社会舆论空间方面发挥出了突出的作用,尤其是其与袁世凯等独裁政府展开的关于报业基本权利、报业内部管理权利和政治话语上引导权利的不断的斗争博弈维护了报界的新闻自由权利,为报界的发展争取了社会空间。本文以近代报业民间组织与袁世凯独裁政府在基本权利、报业管理权利和政治话语权三个层面的博弈斗争为研究对象。报界是社会势力的代表,对上“监督政府”,对下“向导国民”,与政府的国家强权力之间存在着许多冲突。作为报界代表的报业民间组织与政府在报业的基本权利、报业的内部管理权利和在政治话题上的话语权展开了旷日持久的斗争,并取得了许多成效,在报业发展史上有着独特的地位。遗憾的是,现今学界对报业民间组织还不够重视,关于报业民间组织的研究比较浅显,倾向于将其作为报界的一部分简单记述,尤其是在报业民间组织与政府的斗争博弈方面,学界并没有进行深入的研究,这也是当前新闻史研究的空白之处。本篇论文对近代报业民间组织与袁世凯政府的权利博弈研究可以拓展新闻史研究的空间,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和理论意义。本文主要使用了文献研究法和案例分析法:通过第一手史料和相关研究资料的搜集整理获取有关当时报业民间组织活动的详细信息,再选取广州报界公会引导反日思潮等典型案例为样本依据客观分析报业民间组织与袁世凯政府的博弈交互情况。在对报业民间组织与袁世凯政府之间的博弈斗争进行全面、详尽的研究后,我得出了以下观点:（一）报业民间组织与袁世凯政府关于报业基本权利的博弈维护了报界的新闻自由权,保护了报界的内部管理权限不受政府过度的侵犯。（二）报业民间组织与袁世凯政府关于报业管理权利的博弈迫使独裁政府对过于严苛的新闻法律法规作出了一定的修正,并促进了报界职业共同体意识和新闻职业意识的觉醒与不断壮大。（三）报业民间组织与袁世凯政府关于政治话语引导权利的博弈还增强了报界进步所依靠的社会力量,并引导举国报界在外交、军事等政治议题上达成统一,共同给政府施压,最终促进了民主政治体制的建设健全。放眼全球新闻史,1912年至1916年袁世凯政府对报界压迫之严酷,都是相当罕见的。在这种严酷的境况下,同时在明知道斗争无法取得太多成效的情况下,报业民间组织仍投入许多心血于与政府的抗争中,付出了许多牺牲,只为履行“监督政府、向导国民”的社会职责,此间体现出的坚韧决心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更显得可歌可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