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良好的学术风气和词体观念的转变导致了清代词学的复兴。受到时代大气候的影响，清代词坛，作家辈出，流派林立，词坛的创作与理论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取得了创作与理论的双丰收。各种词选、词话、词论和词乐、词律研究著作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超越了前代。清代是一个在词学研究史上集大成的朝代，“词学”作为研究词体文学的学科名称也是在这一时期得到确认的。与此相应，清代的南宋词研究同样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第一节：研究的物质形态表现：有关南宋词的词籍的刊刻与整理。在这方面，清代所做的工作成绩大大超过了前代。词集校勘方面，以吴文英的《梦窗词》，校勘成绩最为显著。先后出现了戈载、杜文澜、王鹏运、朱祖谋、郑文焯等多位校勘名家的校本。丛刻众多，有关南宋词的最著名的丛刻是《四印斋所刻词》(王鹏运辑)，收南宋十二家。总集中最有名的当数《词综》了。 第二节：清代词论中有关南宋词的研究(按专题分类叙述)： 这是全文的主体部分，分三个方面进行叙述： (一) 南宋词作研究：这是全文的重中之重。清代在词论方面成就更为卓著。清代词坛主要是浙派与常州词派一统天下，中间偶有少数能够脱离这两派限制的杰出人物，如刘熙载等。南宋词的研究的发展情况也基本符合这些整体规律，不过南宋词研究史毕竟不同于词的整体研究史，也不完全等同于词学理论本身的发展史，清代的南宋词研究也有其自身独有的发展特点和规律。 首先，比较突出的一点是对于词体正变观的大讨论，研讨较为深入，成果颇丰，其中的关键点在于对辛弃疾词的不同态度上。其次，联系与比较的方法在清代词论中也得到了充分的应用，且取得了不少的新成果。再次，一些新概念的提出：刘熙载的“词品”、冯煦的“词心”、陈廷焯的“词境”等，常常会打开一番新局面，这对于后来的王国维的“境界”说的出现，对于南宋词的研究也都有着很大的创新意义。此外，黄苏的《蓼园词评》在南宋词作的鉴赏方面也颇有建树。 (二) 南宋词人及词人群体研究：在这方面，主要以对辛弃疾及辛派词人，姜夔、张炎、王沂孙、史达祖、吴文英、周密等风雅派词人，李清照、朱淑真等女词人以及陆游等词人的研究成果最为丰硕，明显超出了前代水平。 (三) 有关南宋词的音谱、词律、词韵研究：清代的南宋词词乐研究方面，较之前代也大大前进了一步。贺裳在《皱水轩词筌》中批评了张炎过求合乐，反而忽略了词作的文学价值的弊端；毛奇龄的《西河词话》认为蒋捷词不能入乐，故失词家当行、本色，“由是推之，世之效辛、蒋者可返己”:又举南宋词人张元干、洪瑛、朱敦儒、张孝祥、高观国、詹玉、王清惠、林外等人的词作为例，说明了他“词本无韵，故宋人不制韵，任意取押，虽与诗韵相通不远，然要是无限度者”的观点。万树《词律》中有多次以南宋词为例说明各种词谱的声调格律，其中，对辛弃疾那首所谓《丑奴儿近》词的考证，最为引人注目。先著、程洪的《词洁辑评》在评张炎《湘月》(行行且止)时，辨清了《湘月》与《念奴娇》两个相似的词调之所以分异的原因，而且对于当时“以四声立谱”的“谱家”，作了有力的抨击。吴衡照的《莲子居词话》对辛弃疾“歌麻合用，镖有合用”的现象提出了较为合理的解释。宋翔凤《乐府余论》则对两宋词风之差异，在词乐方面给予了新的解释。冯煦《篙庵论词》对南宋词中不能与后来撰著逐字吻合的作品采取了理解宽容的态度，且对其原因进行了合理分析。 第三节:清代南宋词研究的四个阶段(按时间线索叙述):顺治一康熙年间(1644一1722)、乾隆年间(1736一1795)、嘉庆一道光年间(1796一1850)、咸丰一宣统年间(1851一1911)。 小结:词学研究到了清代，实际上是到了一个继往开来的时代。它既是对前代的一个大总结，也是在新的国际、国内环境下，孕育新的大变动的时代。 受清初学术界批判明代空疏学风的思潮的影响，词学研究里也有许多对明代词学的抨击。然而清代词学成就的取得也是与明代学者的努力分不开的。清代词学家实际上是在明代词学的启发(包括正面启发和侧面、反面启发)之下才取得了光辉的成就。所以客观地讲，在南宋词研究史上，清代作为绚烂多彩的“开花期”，并不是凭空出现的，仍然从看似水平不高的“弱苗期”中得益非浅。 跟后代相比，清代的南宋词研究在方法上基本表现为对传统方法的总结和传统方法应用的深化，虽然硕果累累，但仍然没有很大的创新意义。中国古代传统的评点式、语录体的研究模式在显示了它的优势的同时，也在学术研究的意义上露出了它的局限性，语言的模糊性和随意性、研究的缺乏系统性己经在严重制约着研究的进一步发展，这也为后来的研究提出了新变的艰巨任务。到了民国时期，南宋词的研究就开始转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