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以来,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可持续发展的观念开始深入人心。对于中国来说,改革开放以来,外商直接投资(FDI)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多年来的研究已经达成共识,“外资的进入对我国经济增长,结构升级和国际竞争力的提升都产生了多方面的积极影响”。但近年来,中国的环境也经历了一个恶化的过程,许多研究开始探索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其中一个有争议的话题就是中国是否已经成为外商直接投资的“污染避难所”。“污染避难所假说”最早由国外学者在70年代提出,它的理论基础是基于加入了环境要素的H-0理论。基本思路是：一国在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中的地位是由其所拥有的要素禀赋所决定的,一国应该出口和生产其要素禀赋比较丰富的产品。对于环境要素,我们可以认为一国的环境管制的强度决定了该国环境要素的丰裕程度,如果一国环境管制比较严格,则这个国家的环境要素比较匮乏,而如果一国的环境管制比较松,这该国的环境要素比较丰富。一些产业对环境管制的敏感性比较高,我们称之为污染密集型产业,基于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成本极小化以及资本在国际间可以自由流动的前提下,如果由于环境管制造成的成本增加对企业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从事这些产业生产的企业就会将生产地从环境管制比较严格的国家转移到环境管制比较松的国家。一般来说,在现实中,发达国家的环境保护意识较强,属于环境资源比较匮乏的国家,而发展中国家为了经济的发展,往往采取了比较松的环境管制措施,并且在吸引外资的过程中还可能出现为了大量引进外资而自愿降低环境管制的做法,使大量的污染密集型产业都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最终使发展中国家成为“污染避难所”。本文基于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与环境管制的现状分析,通过对近年来的数据建立模型得出结果,试图验证我国是否存在以上所说的“污染避难所假说”现象。本文—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导论部分,首先通过背景的介绍引出写作本文的意义,同时介绍了本文章节安排,最后定义了两个比较重要的名词,外商直接投资和污染密集型产业。第二部分是第二章,即理论与文献综述部分。本章首先对“污染避难所假说”的理论基础—加入了环境要素的H-0理论进行了介绍和分析,指出污染产业之所以要到环境管制较松的国家投资是因为环境管制增加了其成本,使企业不能达到利润最大化以及成本最小化的目标。接着对对外直接投资理论进行了简单的梳理介绍,首先从微观的角度来说,主要有海默的垄断优势论,内部化理论,佛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区位理论以及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这些理论从企业的角度分析了一个企业为什么要到海外进行投资,以及影响其选择投资地点的因素。其次从宏观的角度出发,主要有边际产业转移理论和梯度转移假说。这两个理论从各国产业的级差与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角度出发来解释外商直接投资发生的原因。总的来说,这些理论虽然都没有提到环境因素对外商直接投资中的影响,他们都只从纯经济利益的角度去考虑外商直接投资为投资双方带来的好处,其实却为污染产业的转移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接下来对有关的文献综述进行了梳理,总的来说,目前对于该问题的研究,实证分析远远多于理论分析,在国内更是如此,并且实证研究结果也存在很大的争议,并且有的学者的出的结论还截然相反。本文认为是现有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建立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并且没有将问题统一在一个系统框架中进行研究。第三部分是本文的实证部分,一共分三,四,五三个章节。第三章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的分布状况,外资中的污染密集型产业的分布状况以及近年来在中国的分布变化情况。通过对外资中污染密集型产业的规模分析发现,外资工业企业中污染企业的规模占到了1/3,而对外资污染密集型产业在中国的频率分布状况的分析表明,外资中污染密集型产业在中国产业结构分布状况要好于中国自身的产业结构状况,即外资工业企业的分布要比中国自身产业结构的分布更清洁。而从近年来的变化上看,除了采掘业,石油加工及炼焦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业的频率分布有所提高之外,其他行业的的分布也越来越趋于清洁。总的来说,从行业分布上看,外资的行业分布总体比中国工业的行业分布要清洁,从近年来的变化上看,外资在中国工业总体的结构趋于优化,但是,外资在中国污染产业中的比重却在逐步加大,虽然这一比例还低于外资在工业产值中的平均比例。从具体行业来说,不管是行业的分布频率还是污染产业在中国污染产业的比都表明,近10年来石油加工及炼焦业以及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业都有向中国转移的趋势,其余行业转移的趋势并不明显。第四章考察了中国的环境管制状况,从另一个角度说也是中国的环境保护状况。首先介绍了中国环境保护发展的几个历程,用数据分析了近年来中国环境保护的绩效,最后用计算了中国环境保护强度的指标。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的工业污染并没有随着经济快速增长而急剧恶化,而是保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同时,中国的环境保护强度越来越严厉,并没有为了吸引更多的外商投资自愿降低环境保护政策。三,四两章的现状分析表明,外国的污染密集型产业并没有大面积向中国转移,相反,外资产业结构分布比中国自身分布更清洁。而中国的环境管制是趋于越来越严厉的,因此并不存在为了吸引更多的外商直接投资而自愿降低环境管制的做法,因此可以初步判定中国没有成为外资的“污染避难所”。而第五章则根据外商直接投资理论中区位优势理论,选取了中国的区位优势因素与FDI建立方程,验证中国的环境管制是否在FDI的区位选择中占据了一个比较重要的位置。结果表明,与其他传统的劳动力成本,市场规模等因素相比,环境管制对FDI的影响时很小的。因此可以说明,中国的环境管制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很小,所以外商到中国来投资不是因为中国相对发达国家比较松的环境管制,并没有把中国当作他们污染密集型产业转移的“污染避难所”。本文认为,成本引起的利润差异,对企业竞争力的影响是引发污染产业转移的原因之一,但是本文的研究表明,由环境成本引起的企业成本的提高对外资流入的影响很小,影响FDI流入的决定因素还是市场规模,工资水平,对外开放度等因素,综合考虑这些因素,如果转移产业会带来更高的预期利润,企业才会有迁移的动机。只考虑环境成本因素的产业转移一般不会发生。本文采取了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在对理论分析的框架下,对现状进行分析。对现状的分析主要采用了图表,以及指标计算的方法,对环境管制与FDI的关系进行分析则是通过计量经济模型的建立,最后回归得出相应结果。本文的主要创新点：(1)就环境管制与FDI中污染产业的转移关系从理论与实证两方面进行了系统的研究, FDI中的污染产业在中国的行业分布状况从不同角度做了十分详尽的数据分析,这一特别是对点与国内研究相关问题时用简单数据就对污染产业的行业分布得出结论不同。(2)用数据计算出相应的中国环境管制强度指标,用实际的数据来说明中国环境保护的状况。(3)实证中的数据引用到了2007年,这是一个比较新的数据。本文的不足：(1)本文在模型变量的选择上没有选择考虑到中西部地区的差异,而用的统一的自变量,这有可能会掩盖中西部地区因为不同特点显现出来的不同。(2)本文模型的数据时间跨度较短,不能得出一个长期的,稳定的相关关系的结果。(3)本文采用的地区横截面数据不能说明时间上变化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