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学发展经历了四个不同的时期，各时期有着各自的代表人物以及不同的玄学思想，虽各自独立而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张湛处于玄学的第四期即东晋佛玄融通的时代，接引前朝的玄学思想内容，回应时代所提出的生死解脱问题，探讨人生的归宿，借用了列子“虚”的概念，以“至虚”为万物的宗主，援用了庄子超越的人生理论，融汇了佛教的解脱思想，建立了贵虚论，其本质是挣脱物质和心灵困境的超越思想，其理论在玄学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 张湛援引列子本来作为最高人生境界的“虚”，并扩大为万物之虚，提出“群有以至虚为宗”的命题，以“至虚”为万物的宗极，进而以此讨论人生境域。借鉴庄子“逍遥游”无心于自然的方法，忘却有无、等同贵贱、超脱身体感官，从而超出痛苦领域。张湛承续了玄学前辈关于“有”“无”的辩论，折中王弼和郭象的理论，引用了佛教对于“无常”的理解，借鉴般若学“空”的范畴，认为万物自生而以无为本，建立了独特的本无贵虚论。 他的“贵虚”论所倡导的是以自然虚无的心灵去冥合自然虚无的本体，“贵虚”是心灵自由解放乃至虚无化的过程，这一过程的起点是现实的人生，终点还在于“万品以终灭为验”，为东晋名士营造一个灭生死的精神境界。这个境界被张湛规定为“太虚”之境，既有着庄子“逍遥游”的心灵维度，又与佛教的“涅槃”之境界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实现这一境界的过程就是心灵净化与提升的过程，是精神的彻底解放和超越的过程，是对宇宙本体内在精神的体验，是东晋时代士人追求的一种理想的人格和崇高精神境界。这一玄学问题的转化，谈玄角度的变更，体现了哲学史上思想变化的逻辑规律和进程。通过对《列子注》与玄学、佛学思想的钩连，可以窥见玄学的佛学化、佛学的中国化的理论路径，对于把握魏晋时代的思想脉络有着重大的意义。 本文把《列子注》放在玄学、佛学思想背景下进行考察，从研究张湛所处的时代背景出发，分析张湛哲学所要解决的人生归宿问题及其选择注《列子》的原出，阐述在此目的之下张湛对前代玄学理论的融合，对《列子》和庄子思想的吸收，以及在佛学思想背景下对佛教概念的理解，分析张湛援引列子之“虚”，折中贵无、崇有的独特本无自生本体论，以及与佛学般若学相同的理论向度。从中可见东晋学界的思想动态乃至发展趋势，厘清了它与先秦道家、西晋玄学以及佛学三家的理论渊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