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传奇与六朝小说相比，“演进之迹甚明”;而紧承其后的宋代文言小说与之相比，不仅呈现出不同的审美风貌，艺术成就也相去甚远。其原因主要在于著述和创作两种不同的述作观影响所致。六朝小说家以收集资料为主，以“辅教”、“补史”为目的，讲究“实录”精神，要求小说具有教化功能，以事理为主，对艺术性的要求不高，“辞达而已”;唐传奇作家“作意好奇”，把传奇小说看作“文”，并且得到了古文运动领袖韩愈、柳宗元的声援，在理论上解决了纪实与虚构、功利与审美之间的纠纷。唐传奇以“幻设”替代“实录”，重视情感的表现，叙述宛转，文辞华艳，既要“著文章之美”，还要“传要妙之情”;宋代文言小说家的创作意识薄弱，作家身份退化为资料整理加工者，以“述”代作，即使传奇作品，也出现了历史化的倾向，论次多实而才艳殊乏，不重视文采以及情感的表现，道德说教意味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