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理论认为,避税行为减轻了企业的税务负担,增加了企业的税后利润,从而有利于实现财富由国家向企业的转移。近年来有关避税行为的研究发现,避税活动并不一定能够提升企业价值。这是由于为了降低被税务机关查获处罚的风险,企业通常运用不透明的手段来掩护其复杂的避税行为,降低了企业的信息透明度,庇护了经理人的机会主义行为,进一步加剧了代理冲突。2009年10月30日,创业板首批公司上市仪式在深圳举行。创业板市场成立五年多来发展迅速,截止2014年12月31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的公司就已经达到了 408家。创业板上市公司从事的多为高新技术行业,存在着因高度的信息不对称和盲目投资等原因导致的非效率投资。因此,研究创业板上市公司避税行为、信息透明度和非效率投资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对缓解代理冲突、提升企业的投资效率,以及规范创业板上市公司的投资行为,保护投资者利益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以142家创业板上市公司2010-2013年的数据,基于有效税收筹划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在委托—代理的框架内开展实证研究。文章选择会计—税收差异及修正后的会计—税收差异作为避税的代理指标,采用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信息披露考评等级衡量信息透明度,首先实证检验了避税行为对信息透明度的影响;其次,利用Richardson残差模型计量非效率投资,将样本划分为投资不足组和投资过度组,实证分析了信息透明度能否抑制非效率投资;最后,探讨了避税行为对非效率投资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1)避税行为越严重,获得优良信息披露考评结果的可能性就越低,信息透明度越差。这说明为了达到避税的目的,往往需要构建复杂的结构和交易以阻止税务机关和外部监管部门对其实施有效审查,因此避税行为的实施要以牺牲公司的信息透明度为代价;(2)良好的信息透明度能够发挥治理作用,而较差的信息透明度则会加剧内外部信息不对称程度,产生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等问题,导致非效率投资;(3)避税行为会加剧投资不足和投资过度两种非效率投资,并且发现信息透明度中介了避税行为对非效率投资的正向关系,即避税行为通过降低信息透明度,产生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等代理问题,最终导致非效率投资。最后,依据文章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结论,从税收视角提出了抑制非效率投资的政策建议:(1)协调会计准则与税收法规差异,限制企业的避税空间;(2)增加涉税信息披露,提升企业涉税信息透明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