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以美国汉学界的中国文学通史编撰为研究对象,考察从20世纪60年代至21世纪初美国汉学界中国文学通史编撰的变迁。美国汉学界的中国文学通史编撰在不同阶段有何异同?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体现出哪些特征?论文从其编撰发生的语境、编撰实践、编撰理念等三个方面讨论了美国汉学界中国文学通史编撰的发展历程。最后,论文运用世界文学理论,通过个案研究来进一步说明以上论述的问题,进而探讨世界文学时代中国文学史的撰写方式。前言部分简要介绍了美国汉学界中国文学通史编撰的研究背景与研究目的、国内外研究现状、以及研究内容与方法等。第一章探讨了美国汉学界中国文学通史编撰的历史与理论语境。美国汉学界的中国文学研究发轫于美国早期汉学的发展进程中。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汉学中心移至美国以及20世纪50年代末美国国家教育政策的调整,美国汉学转型为中国学,并于80年代末进入成熟的学术化时期。在此影响下,原本发展缓慢的美国汉学界的中国文学研究开始步入快速发展的轨道,各类文学选集与研究著作相继诞生。此外,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重写文学史”实践中,各种类型的中国文学史著作不断涌现。另外,始于19世纪中叶的西方其他国家的中国文学史编撰也为美国汉学界的中国文学史编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第二章论述了美国汉学界中国文学通史的编撰实践。首先,论文分别对美国汉学界的五部中国文学通史著作及其编者作简要介绍,并重点论述每部文学史最为显著的特征。接着,论文分析了同为美国汉学界所编撰的五部文学史著作的相似之处,包括关注中国语言文字以及重视外国文学及其话语对中国文学的影响等。最后,论文探讨了两个不同阶段的文学史编撰所具有的明显差异。20世纪60年代美国汉学界的中国文学通史均由个人编写完成,其作者均为华裔,均以译介为主,三部文学史在作家作品的选择与评价、以及作家轶事与文本节录等方面都较为一致,具有明显的同质性。21世纪初的中国文学通史则以研究为主,两部文学史均由多位作者集体完成,不同的作者具有不同的学术个性与写作风格,对作家作品及各种文学潮流与文学现象往往会有截然不同的诠释与评价,从而体现出显著的差异性。第三章探讨了美国汉学界中国文学通史的编撰理念。首先,从文学观念上来看,由于20世纪60年代三部文学史的编著者均为20世纪三四十年代赴美的华裔学者,均受到彼时中国国内纯文学观的影响,故而三部文学史在纯文学观的主导下均仅收入中国文学史上的诗歌、散文、小说、以及戏剧作品;21世纪初两部文学史的编写者则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文化研究”与“文化转向”的浪潮中均坚持大文学观,将文学扩展至文化领域,尤其关注与文学有关的政治文化、社会文化、以及物质文化等内容。其次,从文学史观上来看,20世纪60年代的三部文学史均以胡适“历史的文学观念”为指导,采用历史主义文学史观,在基本确定作品的作者与创作年代、各种文体的黄金时期与代表性作家作品的前提下来叙述各种文体的发展演进,并重视作家生平以及社会、政治、文化背景等对文学创作的影响;21世纪初两部文学史的编写者则以新历史主义文学史观为指导,强调文本的不确定性与文学史的建构性,因而更加关注文学文本的形成与流传机制,重视对文学接受史的考察,探讨后世对过去之文学的过滤与重建。第四章结合世界文学理论,以三个个案研究来讨论世界文学时代中国文学史的编撰。第一,世界文学视野下的文学史编撰应当具有比较的和世界的眼光。在这方面,美国汉学界的中国文学通史编撰值得称道,五部文学史均十分重视中西文学的比较研究,并将中国文学延伸至“大中国”文学。第二,世界文学时代的文学经典名单从来都是变动不居的,文学史的编撰也应当关注新晋经典作家作品及其经典化。在这方面,21世纪初的两部文学史对寒山与张爱玲的叙述无疑是一种有益的尝试。第三,世界文学时代的文学史编撰应当重视翻译的桥梁作用。在这方面,美国汉学界的中国文学通史对中国文学文类术语与文学文本之翻译的探讨具有重要意义。最后,论文得出结论,美国汉学界中国文学通史编撰在不同时期编撰实践的异同以及编撰理念的演变均能给予国内学界以启示与参考。同时,作为一种跨文化与跨语际的交流实践,美国汉学界的中国文学通史编撰对于海外读者更具吸引力,对于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更具效率,是世界文学时代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