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张爱玲是一个响亮的名字。她凭借细腻深刻的文笔、特立独行的作风成为市民世界人生传奇的最好注脚。故人已逝，张爱玲作为小说家却依然风姿绰约地活在一代代读者的想象世界中。近些年来，国内外学界对张爱玲及其文本的研究一直热度不减，其创作被奉为经典。半个世纪以来，许多从事汉语写作的作家都从她的文本中汲取了丰富营养和有益启示，尤其是张爱玲对女性心理世界的深刻洞察，更受诸多女性作家的青睐和追捧。而二十世纪末香港和台湾两地许多女性作家都在文学创作中若隐若现地闪现着张爱玲的“文学面影”。但有些作家不愿意承认私淑张爱玲，刻意回避着张氏所带来的影响的焦虑。而香港的钟晓阳、黄碧云、李碧华，台湾的朱天文、朱天心、李昂以及施叔青等作家却并不讳言自己从张爱玲那里获得的创作灵感。张爱玲就象一个老灵魂游走在她们的文字之间。她们自觉吸收和借鉴了张氏的创作元素，以对人生的睿智洞察和对人性的细腻烛照以及相似的文学创作的观念，与半个世纪前的张爱玲跨越时空相互唱和。本论文将以张爱玲小说为出发点，香港、台湾两地的女性作家的创作与其形成参照，点面结合，从缱绻与决绝的女性立场、虚实相生的时空叙事、文本互涉与反高潮的传奇性、观照世俗人生而消解史性尊严的新历史视角、善恶交织的人性叙事、文本中异质文化和观念的对抗书写与魅影重重的叙述基调七个方面着手，通过对二十世纪末港台女性作家创作与张爱玲作品之间的比较性研究，揭示她们对张爱玲创作的继承以及自身个性化的文学超越，同时也体现了张爱玲跨越时空对世纪末作家创作意义上的影响的延续。从女性叙事的角度看，张爱玲虽然不是所谓女性主义作家，但她的小说总是以女性的视角和立场切入女性世界，表现女性群体的生存困境和心理流变。二十世纪末的香港和台湾两地的女性作家们也是从女性形象入手，但她们是以一种昂扬的女性姿态向男权话语发起挑战，书写的是女性的成长史和心灵史，展现了现代都市中人类的生存困境和情感缺失。而这些女性形象在物欲与情欲的纠缠中痛苦、挣扎、反抗、沉沦甚至走向毁灭。作为二元对立的男性主体身份却被作家隐匿和消解，形象被弱化和丑化。男性不在场和父亲形象的缺席是叙述者颠覆父权的文本策略，成为建立女性主体意识的一种隐喻，迎合了世纪末香港、台湾两地高涨的女权与女性主义运动。从时间与空间的传奇性叙述来说，人类的思想不能跳脱于时间和空间之外，时间的流逝与空间的转换意味着人生与命运的流变。张爱玲在文本中善于利用对时间和空间的把握来书写世俗小人物的浮世悲欢和命运的波折起伏，她对上海和香港两个城市的书写构成其小说中独特的双城记忆，成为人物命运改变的重要指征。香港和台湾的女性作家深受其影响，领悟到小说的时间和空间对叙事的重要性，有对日常生活的琐碎时间的点滴记录，也有对历史时间的文学性书写，甚至借助想象把人物的前世与今生在真实和虚幻中叠合交叉。空间的转换展示了人物的生存状态。不同的时间和空间在作家的妙笔之下书写着多样的人生传奇。这些作家在同一文本或多个文本之间中对都市和某一乡土地域的书写也形成了参差对照的“双城”影像。“双城”代表着两种异质的文化体系和价值观念，体现了作家个人的生活经验和价值判断。上海、香港、台北在文学中相互呼应、互补，体现了城市在现代化进程中人类的焦虑、失落与人性缺失所造成的生存困境。而对小镇等地域的书写，如李昂笔下的鹿城，则体现了在由乡土向城市过渡的过程中人们所受到的文化与心灵的阵痛，拓展了人物命运和生存状态的空间。人类建造了城市，而城和市也塑造了人。“城”成为作家书写人类生活方式和思想状态的载体。从文本互涉和改写以及反高潮式的故事结局来说，张爱玲为“顾及读者的反应”而在小说中融合了多种艺术手法，通过对经典文本或个人书写的改写来体现对人情人性的更深层次的探察，故事情节的叙写并不是完全按照事件发生的内在逻辑顺序，反高潮的结局为读者带来夸张和反讽的艺术效果。她的故事文本之间相互映射形成参差的对照为世纪末香港和台湾的女性作家提供了很多有益的启示。这些世纪之末的女性作家进一步拓展创作视野，在对人们耳熟能详的传统经典文本大胆改写的同时，还与张爱玲或其他作家甚至是与自己的多个文本之间进行互涉，打破惯常的线性叙述模式，以一种反高潮的结局为传奇式人生做最好的注脚。如李碧华对中国传统经典文本的大胆改写和互涉而对白蛇、青蛇和潘金莲等传统文学形象的全新诠释，钟晓阳、黄碧云、朱天文等与张爱玲传奇小说的互相指涉，成为二十世纪末港台文坛上的独特景观。这些私淑张爱玲的女性作家在小说中拒绝了对历史真相的阐释和对英雄形象的书写，而是把笔触转向日常生活中的平凡人物琐碎的生活状态和微妙的心理世界，以平常人生来负荷时代的变迁，消解了史性的尊严和深度，书写历史境遇下的个体记忆，体现现代社会中人们在华丽摩登的物质环境中所产生的生存痛苦与人性挣扎。因为，张爱玲曾经说过，战争对她的切身影响就是使她有机会刮去“一点浮皮”看到人性的真相。她以“家”作为呈现形态来关注世俗世界里的浮世悲欢，由此可见她对历史意义的消解和对个体生存的尊重。文学始终是人类思想和灵魂的产物，而人性永远是文学关注与书写的主题。张爱玲以对人性的挖掘体现了人类生存的华丽与悲哀，反映人性的阴暗、丑陋和贪婪，也流露出作家对自然人性的向往。而世纪之末的小说文本更是以人、人性作为书写和反复咏叹的主题。香港、台湾的女性作家同样把人性作为书写的核心，将人物置于当下的现代都市，透过人性的自然之美来反映人性在物与欲、灵与肉的纠缠中的压抑、扭曲和异化，揭示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紧张、欲望的争斗和人性的缺失，体现作家对现代社会背景下的人类生存的终极关怀。这一时期的女性作家受张爱玲影响在故事文本中选取事物的两极，当物欲与情欲、传统与现代、物质浮华与精神颓废在文本中成为互相牵制、掣肘的对抗力量时，文本叙述就形成一种参差的对照，使小说产生了巨大的艺术张力。而这种对抗性叙事在张爱玲的小说中随处可见，体现了那些尚未觉醒的或觉醒不够彻底的世俗小人物挣扎于夹缝中的痛苦。而世纪末的港台女性作家则生活在二十世纪末最繁华发达的现代都市中，对都市的繁华、消费的膨胀、欲望的追逐有着切身的经验，通过对抗性书写，表现现代人文明化、都市化以后的思考方式、行为模式以及都市生活的复杂性、多元性与多变性，在文本中阐释了现代人精神存在的危机和世纪末焦灼与颓废的情绪。从语言及叙事基调方面看，张爱玲的语言风格和叙述基调历来被人们所称道，小说中纷繁的自然意象及其象征意义传递着一种寒气、杀气和鬼气，而她对电影的喜好使她大量运用电影化的表现手法，使小说回荡着一种老去的声音。而世纪末的港台女性作家将张的这种叙述语言和表现手法延续到个人的创作中。她们的创作视野也更开阔，并深刻意识到文学的大众性与广泛的社会意义。她们与张爱玲一样通过对自然意象诸如光、声、影、色、日、月的描写，使文本在象征和隐喻中弥漫着荒寒之气和逼人的杀气，带着神秘而诡异的鬼气。与此同时，这些女性作家都受到过现代西方文学思想的影响，对电影和戏剧等艺术形式有着精深的研究和实践活动，在创作中能纯熟运用电影化的表现手法。因此小说产生了一种“纸上银屏”的视觉效果，通过镜头的切换传达出岁月老去的苍茫感和虚无感。以世纪末港台女性作家与张爱玲的文学作为课题性研究，可以梳理她们对张爱玲风格的传承、超越与创新。但这些作家对张爱玲创作风格和手法的继承与借鉴并不是单纯一味的模仿，她们只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以一种更为广阔的写作视野和放眼社会的悲悯情怀，在几十年的文学之路上不断寻找着自我的突破和超越，从而成为世纪末港台两地文坛最耀眼的景观。二十世纪末香港和台湾两地私淑张氏的女性作家创作与张爱玲有一种扯不断的因缘。但文学毕竟是个人化的书写。多年来，这些女性作家笔耕不辍，已经把张爱玲风格内化为自己的文字的血肉骨髓，从而拥有了属于个人的文学主张和对人生意义的诠释。她们在文学的继承中实现了对自我的超越，张爱玲只能成为其创作的“素朴的底子”。而人们记住的是一个个鲜活的名字：是李碧华，是黄碧云，是施叔青，是朱天文，……她们自身的个性化文学创作会在后继的时代中被更多人解读、继承与超越。这就是文学自身的艺术魅力所产生的巨大的影响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