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发展,企业的组织形式由个人独资企业演变到了公司制企业。而在公司制企业中存在的最显著问题便是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所引起的代理问题。因此,董事会作为一种控制和监督经理者机会主义的内部治理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Fama和Jensen,1983)。一方面,董事会要履行其对企业高管的监督职责,监督企业高管是否会因为自身利益而侵害股东权益;另一方面,董事会还需要对股东负责,保障企业所有者的利益,并对企业重大事项进行决策。所以,在公司治理理论中,关于董事会结构的研究具有很强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董事会性别多元化强调董事会内部各个成员自身的个人特征对董事会成员的行为选择有不同影响,最终影响企业的战略选择和决策。Hambrick和Mason提出的高层阶梯理论(Upper Echelons Theory)认为高管异质性对企业有重要影响。在有限理性的前提下,董事会成员的年龄、性别、教育背景、任期等显性特征和工作经验、宗教信仰等隐性特征,影响了董事会成员的价值观、认知和风险偏好,进而影响了董事会成员的行为选择,最终对企业的战略选择、战略实施和组织产出产生影响(Conyon&Mallin,1997;Daily&Dalton,2003)。近年来,挪威、西班牙和丹麦等国家纷纷出台政策法规,要求增加女性董事在企业董事会中的比例,这引起了实务界和理论界对董事会成员性别在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中重要性的深入探讨。行为金融学的相关研究指出,相比于男性,女性的风险偏好程度更低,对风险的承担意愿更弱,在公司决策和公司治理中有着风险规避的特征。也就是说,在面对相同的环境时,男性董事具有较高的风险偏好程度以及风险承受度,因此会经常采取冒险、激进的策略来管理企业的生产经营,而女性董事由于其自身的谨慎性和风险规避特性,会更倾向于用相对保守和稳健的策略来管理企业的生产经营(张琨等,2013;Barber和Odeam,2001)。这一点在企业进行金融决策以及面对重大不确定性情形时尤为显著(Powell和Ansic,1997;祝继高,2012)。于是,大量文献从谨慎性和风险规避的视角分析和检验了董事会成员性别多元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一些研究发现,在性别多元化的董事会中,女性董事与公司的绩效水平和当期净资产收益率显著正相关(Ross,2007;李江雁等,2014),与公司的过度投资显著负相关(祝继高等,2010),从而认为女性董事对提升公司价值有一定帮助。另一些研究则发现,风险规避使得女性董事显著减少了企业的风险承担(Faccio et al.,2015),市场对公司任命女性CEO给予了负面评价(James,2007),并且女性董事的存在还会抑制董事会的结构制衡(Zainaletal,2013;Abdullah,2013),从而认为女性董事对公司价值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可见,有关董事会性别多元化经济后果的研究结论远未达成一致。而且,现有文献主要集中于分析董事会性别多元化,尤其是女性董事比例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关于女性董事影响企业绩效的具体作用机制,学者们仍关注较少。基于此,本文拟从公司诉讼的视角,深入分析董事会性别多元化的经济后果。具体来讲,主要研究问题包括:第一,女性董事与公司诉讼是否显著负相关?第二,若女性董事与公司诉讼显著负相关,其背后具体的作用机制是什么?第三,女性独立董事、女性非独立董事与公司诉讼之间的关系是否存在显著差异?在此基础上,本文还将进一步分析女性关键职位董事(包括董事长和总经理)对公司诉讼以及市场化进程与女性董事的交互作用。本文以2003-2015年中国沪深主板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对上述问题展开了比较深入的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第一,样本企业女性董事比例与公司诉讼显著负相关。第二,样本企业女性董事比例与内部控制显著正相关。第三,相对于女性非独立董事,女性独立董事对公司诉讼的影响更为显著,对内部控制的影响则略微减弱。进一步的检验结果发现,女性关键职位董事(包括董事长和总经理)与公司诉讼以及内部控制之间虽然存在着与女性董事相类似的关系,但相对于女性董事,关键职位董事对公司诉讼以及内部控制的影响更小。另外,进一步检验结果还发现,市场化进程高的地区,女性董事对公司诉讼的影响更为显著。在理论层面,本文的研究结论不仅拓展和深化了有关董事会多元化经济后果的研究,也从女性董事的视角为公司诉讼的影响因素提供了新的解释。在实践层面,上述检验结果证明了女性董事可以有效的减少企业被诉的概率,从而降低企业的经营风险,间接促进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