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平入洛后,蒙古着手筹划灭宋,并从巴蜀、京湖、两淮三线进攻南宋。四川地处长江上游,顺流可至吴楚,实属战略重地,加之物产丰饶,故率先遭兵。为避战乱,众多蜀人出峡避地东南。定居之后,东迁蜀人积极与地方社会频繁互动,并形成东迁蜀人的人际网络,进而得以在异乡立足和发展。本文从四个部分进行研究:第一部分主要探讨蜀人东迁的原因。从端平三年至祥兴二年(1236—1279),蜀人经历近半世纪战争的荼毒,特别是窝阔台和蒙哥征蜀时期,蜀地战火尤炽,导致蜀人遭戮、生产凋敝、生活困顿和社会失序,原本富庶的蜀地已非安居乐土,引起大规模的蜀人东迁。第二部分主要探讨蜀人东迁的过程。时间方面,蜀人的第一次大规模迁移是在端平三年(1236)后的蜀地战乱时期,第二次大规模迁移是在咸淳九年(1273)襄阳失守后的东南动乱时期,第三次迁移在祥兴二年(1279)崖山海战之后;人群方面,东迁蜀人包括亲历战争的蜀地民众和因战乱而不能归蜀的蜀籍官员,其迁出地主要为人口稠密的成都平原及周边地区;路线及目的地方面,蜀人多乘船延长江东下,迁入长江以南的荆湖、江之左右、两浙、闽广四个地区。第三部分主要探讨东迁蜀人流寓初期的社会生活。宋廷面对大规模的蜀移民,采取诸多安置措施,包括赈恤、安置居所,并在置产落籍、科举仕进、丧葬等方面给予多方优待。在政策支持下,东迁蜀人得以立足当地。为谋求生计,他们从事农业、商业、教育事业以及仕官、卖文、遁入佛道等。基本解决衣食之忧后,东迁蜀人着手家族建设,积极寻亲聚族、接济族众、祖先祭祀、记录世系,使家族成为陌生环境中立足的基础。此外,蜀移民还与地方社会产生频繁的互动,通过与地方人士的交往和从事地方公共事务等方式,得到地方人士的接纳,进而使自身及家族在异乡得到立足和发展。第四部分主要探讨东迁蜀人乡党人际网络的建构。蜀人迁入陌生环境中,势必会产生孤独感和无助感,特别是与地方土著发生矛盾或产生竞争时,便会强化故乡认同。于是,有着相同处境和认同的东迁蜀人逐渐走到一起,通过追忆故园、赓续姻亲、传承学术、提携乡党、传布蜀神等方式,形成蜀籍乡党人际网络,并借此相互照应。并以陵阳牟氏为例,展示出东迁蜀人乡党人际网络的各成员之间来往密切,感情真挚。此外,吴泳、杨栋、虞集等人亦是该通过人际网络的重要结点,通过展示以上人物(家族)与其他东迁蜀人的交往,分析蜀籍乡党人际网络有结点多、交往形式多样、江浙地区连接密集、可跨区域等特点。无论是与迁入地地方社会的互动,还是与其他蜀移民建构乡党人际网络,无不体现作为弱势群体的蜀移民为谋求在异乡立足、扎根及发展的移民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