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由我国现代化后发特点所决定的“强政府”发展模式的框架下,要突破低度发展困境,必须实现我国政府公共决策路径由以往的“以经济增长为主导”向“以经济社会为主导”的转型。虽然这种转型直接指向政府公共决策,但是,仅用政策手段难以实现这种转型。只有完善政府公共决策的制度建构,才可能实现这种转型。又因为实体制度与制度文化之间本来就存在辩证的互动关系,而且在中国现代化的多重境域中,后现代化思潮的涌入,已经对我国原本就有缺陷的制度文化构成了新的威胁,所以,完善政府公共决策的制度建构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基于以上思考,本文将政府公共决策的路径选择及其制度建构问题放在政治学、社会学和博弈论制度分析的理论视野中予以考察,并得出结论,认为要完善政府公共决策的制度建构,必须做好如下两方面工作:一方面,要渐进地推动以完善政府公共决策绩效评估标准体系和健全政府公共决策责任制度体系为主轴的政府公共决策实体制度建构;另一方面,要针对我国熟人社会的结构特点,构建旨在提升当代中国政府公共决策绩效的以建设职业共同体为载体的制度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