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们所阅读的唐、宋人的诗集大都经过宋、元、明、清历代学者的整理与诠释而流传至今。宋人谈论诗歌,其主要载体是诗话,因此宋代诗学理论研究大都以诗话为中心,宋诗宋注尚未引起宋代文学研究者足够的重视。然而,作为古代的重要阐释方式之一,宋诗宋注比较系统、全面地反映了宋人对宋诗的看法,为我们提供了宋诗研究的借鉴,有其重要价值。　　 鉴于上述的情况,本文首先梳理宋人别集宋注本的著录情况,进而从文献学角度对现存宋人别集宋注本(一共二十一种,有十四种诗集注本、两部赋注、两部词集注本、有三部文集注本)的作者、撰写情况、版本源流以及其它相关问题,进行考察。　　 现存宋人别集宋注本中诗集注释本最多,能体现出宋人别集宋注的典型性。因此,本论文以现存宋诗宋注为中心,考察宋诗宋注的体例、内容以及其特点,探究宋诗宋注对诗歌的诠释与批评。其主要内容如下:　　 宋诗宋注在体例方面引人注目的是编年和附录年谱。此两点均为诗歌注释史上前所未有的特点。宋代年谱自成一体,这与宋代编年体史书的兴盛密切相关。按时代先后顺序来审视历史人物和事件的编年史学观,也直接影响到诗文集的编纂体例。而在宋以前,诗文集的编纂都采用按体裁分类和按主题分类的方式,至宋代逐渐向编年体方向发展。　　 宋人已自觉地认识到编年谱与作品、作者之关系。年谱与作品题下注紧密结合,介绍创作背景,提供诗人的生平事迹,使读者易于了解诗人寓于作品的本意,以进一步品评其人其诗。此即批评学上的“知人论世”。它与编年体史书的思维方式和“诗史”说有不可分的关系。　　 第二,在作品编年和作家年谱的基础上,宋代注家在具体作品的诠释上更多地注意探寻本事。他们认为诗歌不仅仅是抒情性文本,而且也是背后蕴藏着特定历史事件的纪事性文本。因而他们相信由寻找触动情感的“本事”,而回到作者“本意”,作品的“本义”就自然而然地领悟。此即孟子所谓“以意逆志”的方法。宋诗宋注的“以意逆志”,着重推求作者的创作意图,推求蕴藏在典故里面的作者用意和与作品创作有关的背景故事。这样诗歌与史事紧密结合,“以史证诗”也成为宋诗宋注的特点。宋人在运用这一方法时,不但引用《实录》、《国史》等正史,还利用其它各种史料、方志、图经、笔记、诗话,以及耳闻目睹的故事等,其保存资料甚为丰富。　　 第三,通过上所论述,我们可以知道宋人在诗歌诠释上将“知人论世”说与“以意逆志”说有机结合。宋人的“知人论世”和编年体史书思维方式,与“以诗为史”的“诗史”说有不可分的关系,宋人的“以意逆志”的方式主要基于“以史证诗”的方式,核心在于“史”的观念。用“史”的眼光看诗歌文本,用历史家的考证方法以分析诗歌的内容,其态度非常认真,下功夫也很深。以“史”的眼光解释诗歌文本,很容易抹煞诗歌的抒情性与美感,但是宋诗宋注提供的背景资料以及作家年谱,给读者和批评家推究诗歌意义提供了可能性的线索。其解读诗歌文本的方式,亦提供一种阐释的框架,迄今仍影响着我们的文本解释。当然,宋人寻求本事时,也不乏从主观意念,将史料作为比附诗意的依据的做法。　　 第四,在具体作品的诠释上,宋代注家亦颇用力于探究诗歌的用典出处。宋人注释典故,重视“一句一字推究来历,必欲见其用事之处”、“用字必探其原”。这与“以才学为诗”的宋诗特点和黄庭坚“无一字无来历”的诗学思想密切相关。然他们不仅仅探寻典故原始出处,还研究用典方式,在“用语”、“用意”、“用句法”方面寻找典故出处并进行解说。因此,宋诗宋注在“以诗注诗”方面突破了传统注释方式,反映了宋人“以故为新”的创作观。　　 第五,宋代注家一方面接受诗话之文学批评论述,同时展开个人的批评,使注释之内容更丰富、更有理论价值。注家的批评论述虽然散见于注文中,不甚系统,但是立意、造句、下字、用韵、用事乃至作家人品、诗歌思想内容等无不涉及。宋诗宋注的批评主要从诗歌艺术方面着眼,分析给读者带来“味外味”的具体因为。注文里有关诗歌批评论述,开端于《文选》李善注,而到宋诗宋注中明显增加,在诗歌注释内容方面加以拓展,成为宋诗宋注的一个不可忽视的特点。　　 总之,宋人注解诗歌的特点分为三个方面,第一,以历史眼光看诗歌文本,通过编年谱、作品编年、探寻本事而诠释诗歌本义；第二,着重典故出处,并进一步探究用典方式,阐明如何创新,表现了在推源溯流的观念上追求创新的宋人的创作观；第三,进行诗歌批评,标志着批评意识的普遍自觉进入诗歌注释领域。宋诗宋注大致在以上三个方面表达了那一时代人们对宋诗的看法,并至今仍影响着我们的诗歌解释活动。